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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存照”（三）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４〕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５〕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范朋克（Ｄ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１８８３—１９３９）美国电影演员。一九二九年他到上海游厉，当时报纸上曾指摘他在影片《月宫盗宝》中侮辱中国人。参看《二心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３〕《天方夜谈》参看本卷第３５９页注〔１６〕。影片《月宫盗宝》原名《巴格达的窃贼》（ＴｈｅＴｈｉｅｆｏｆＢａｇｄａｄ），即取材于此书。 〔４〕冯史丹堡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寓居美国。 〔５〕斯密斯参看本卷第２６８页注〔２〕。４３６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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