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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说自己的话，该跋文中曾言之矣，可不大清楚。譬如说我吃饭，我拉屎，这的确是自己的话了，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再说病人的谵语，睡人的呓语，酒人的醉语，虽一字不辨，的确为某人所特有的，是文学吗？不是的。为什么不是。这都需要一些注疏。所谓自己的话用在文艺上，我以为得加一种限制只八个字，“己所独有，可通于人。”独有自然不是绝对的，第一，日光之下无新物，第二，绝对的独有，无可通于人之理，显与下文相犯。既然不是绝对的，那没指的是什么呢？不抄袭不雷同之谓欤？然哉然哉！无论是照抄，偷抄，或者虽明明张着嘴说人家的话而看不出抄的痕迹来，都叫抄袭。至于所谓我吃饭我拉屎，的的确确是自己的需要，不是抄袭了，（“因为外国人吃鸡子所以兄弟也吃鸡子，”却是珍奇的例外。）却又是一种雷同。人人都会说兄弟要吃饭，然而岂可以说人人都是文学家，人人都可以做文学家呢。这类供生活上需要的简单话不成为文学的原因，别的还有，雷同至少是一个。若复杂的话，除非有意抄袭，雷同的机会是很少的。然而《文赋》上说：“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古人对于这一点也还是谨慎得绝不含胡。 从正面作想，怕谁都不否认文学的新和创造吧，而新和创造正是独有的另一种说法。能懂得什么叫新，则独有的意义自明；新又谈何容易呢。日光之下无新物，所谓新只是新的结合，新的解释，新的用法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的材料只有新的关系。所以我虽指斥种种的抄袭，却同时又承认文学上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二者区别极微，决非没有区别，解人自堪意会的；理会不到，指点也是无益。 再说可通，请重读这“可”字。夫可通者可通也，既不是说尽通必通，也不是说不通。凡我说的写的一定要完全通过人人的心眼，这是一种合理的希望，不可尽通，不可必通，这是无奈的事实。不论你的作品话语何等的明白晓畅，然而谁也不担保不会发生误解。所以艺术生活的惟一报酬是寂寞。若不能宁耐这寂寞咬嚼出它的滋味来，那就无异放弃了从事艺术的最好资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万流宗仰的诗圣当时还不免有些怅恨。 反面一想，不通的话也是文学，多们古怪呢。阿毛阿狗尚且说得大通特通，（活像我有菲薄他们两老的意思，这真冤枉！）岂有咱们的文豪反而不呢，决不，决不。上述的谵呓醉语，不抄袭不雷同，明明有个性的，总不算文学上的自己话，其理由准此。——又想起自己来了！无论在那儿，不记得曾忽视艺术和言文的社会性，尽有以前的文字可证，却不知怎的，“蔷薇”上忽来了一刺，蔷薇多刺，或然。 更听见螺州翁说，读者方面颇有病鄙文之难懂的，较翁文盖尤甚焉。我虽有点玩世，对于这事却正正经经大着其急，寝食不安。此虽有辩解之处，却总不失为一种毛病。病的症结在读者，在作者呢，还没晓得，总之不是一件好事，不是使我愉快的事，读者纳闷更不待言。记得小时候，开蒙老师曾训我以作文四字诀“深入显出”，惭愧古稀之年行将及半（倚老卖老？）依然以文字难懂著称（是notorious不是famous），悲夫悲夫！ 难近于不，不懂才糟呢。此难明先生之所以还在担心思也。很少有人懂，或者很不容易懂，还可以用“知我者希则我者贵”等等不长进的话来遮遮羞，至于假如当真绝对没有人懂呢，那可不大成了。虽然作者自己说它是文学，可是谁知道，天知道！为什么不是梦呓？为什么不是胡说？为什么不是醉语？为什么不是！大英阿丽司姑娘抱的小孩子，等到后来变成不多不少的一只猪的时候，干脆把它放到树林里去，说道：“I fithad grown up，it would have been a dreadfully ugly child；but it makes rathera handsome pig，I think．”（见《奇境记》猪与胡椒章第六）吾其为漂漂亮亮的猪乎，悲夫！说得如此的“苦脑子”，不在赞美难懂的文字，读者们或者可以相信我一点罢。 何谓老实？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之谓。这也需要解释，否则又缠夹。譬如以为要吃饭，就说吃饭，要拉屎就说拉屎，必如此表现才算老实；这是一种缠夹。又如简单地说月亮是老实，若说什么鹅蛋似的月儿，眉弯似的月子，甚而至于“闻佩响知腰细”的月姊却是不老实；这也是一种缠夹。因为世上固多看月亮只是并不曾怎么的月亮的老妈子（事见《燕知草·眠月》一文中），却也未必没有真把月亮比做姊妹的李义山，许老妈子说老实话，也得许李义山之徒说实话，这才是公道；然而不幸很少有人了解承认这个道理，即最初《新青年》上所发表新文学的口号，关于这一点也着实有点缠夹了。讲到这件事，可算文学史上一段伤心，当时何等轰轰烈烈，想把旁行斜出抬举起来，化为康庄大道，曾几何时，遭逢新古典派与普罗阶级的夹击，以致壁垒沉没，队伍哗散，岂不可叹可羞！虽曰天实为之，亦人谋之不臧也。大家都知道应当老实地说自己的话，可是什么叫做自己的话，怎么样才算老实，似乎未曾细想过，以为我的事总是真的，我的话总是对的，坏就坏在这个上面了。 老实也就是忠实，忠实就是诚。《易传》曰：“修辞立其诚，”诚之一字，的确点出修辞的所以然，即如《诗大序》及《礼记》上的“言之不足”，也是一种妙解。下文都在发挥这些意思，大有策论之风哩。 想要老实地说话又说不大出，诚与不足联合之谓。何以会说不出？技巧之未驯与情思之过厚，二者必居一于此。技巧与情思之关系，只是追，只是追不着（说详《杂拌儿》《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情思愈深厚的，说不出的痛苦也愈大，所谓“仁者其言也譻”，就是这个缘故。说不出，偏要说，只有勉力磨炼他的技巧；技巧进益以后，追源是追不着的，却总可以加增一些逼近的程度，也未始不是一种成功。他且以为这是在天下后世的面前，表现他自己一条最好的捷径，又何敢巧立名目迷误来学呢。至于有人以假货蒙混，当然另是一回事，殊无何等牵连，哪一派没有流弊，哪一家没有冒牌。 举两种表现上不见得老实的修辞方法为例：一是丽，词藻典故；二是曲，艰深晦涩。流弊固多，其初义也是颠扑不破的。问题不在乎这种做法可不可，而在乎它的张本（data）的有没有。有了张本，不这么做不行；没有张本，自然不必这么做，勉强要这么做也不行。这最明白，没有缠夹的余地的。若压根儿要连同张本先去经过时代的核准，否则严禁，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迫压。 关于词藻，典故，曲的表现，详言之宜各为一文非此能尽，现在只举一点端倪。词藻的妙用，在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生出完整来。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非词藻不为功，这个道理自然也有人理会得。依我个人的偏嗜，词中的温飞卿是很懂得用词藻的；六朝文之所以大胜唐宋四六文者，会用词藻至少是一原因。词藻，文学的色泽，也是应付某种需要而生，并非无聊地东涂西抹，专以炫人耳目为业的。俗滥是不善用之故，不是词藻本身的毛病。说到典故，恐怕挨骂的机会更多。炫耀，敷衍，替代，有人误认这些个为它的真义，所以大声疾呼地“无条件打倒”；可是它的真义假如不在此，那就近于无的放矢。典故每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系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像人家说过的一般；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者竟一字不易，搬了一回小家，反而会像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方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与其需要。大概可以不用词藻典故用了反坏的，宜绝对不用；用了而意思依然不见好，也不如勿用；若一用了，便大妙而特妙，则宜大用而特用，决无有意规避的必要。 《人间词语》里有这么一节：“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花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王先生的话我常是佩服的，此节却颇可商量。说做词非用代字不可固非，说什么“忌用”也不必。如桂华之代月，在此实含有典故词藻两种意味。周词原作上片是：“风消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这是实感与幻觉之错综。首三句，以实在景致起。桂华句为转折之关捩，不但状月光之波动，且仿佛感触月中桂子的香，情味渐近实幻之间。下文落入幻境，“素娥欲下，”才一点不觉突兀；否则月色一好，嫦娥就要思凡下界，未免太忙哩。想象中的素娥也还是陪客，再转出事实上的楚女来，而“纤腰”仍用上述玉溪诗意，双绾月姊，尤为巧合。自此以下皆记实事，妙以“飘香麝”作结，遥应上文“桂华”，给我们以嗅觉方面，实幻两种的交错。清真之词工细绵密之甚，都此类也。依此作释，则桂华二字义别于单纯之月，不可径相代，明矣——且词调方面，美成或更有苦心，王氏也未注意。试想月华二字何等平常，清真岂不想到在此依调法似以去平为佳，《词谱》载秦少游词用“画楼雪抄”，诸家间有用上声字者，终以用去为多。杨和词“翠檐铜瓦”，方和词“凤楼鸳瓦”，俱遵用去声，亦可参证。 文字写了一小半，得难明先生电话，嘱到某处阅卷，头昏脑倦之后，不免又来咬嚼。他举示李易安的“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为用典之一例。诗情之徘徊宜有此等境界，恰好又通用这典故把它达出。假如不用典，把原句改为“诗情如夜鸟，环绕未能安”，通也是通的，却苦平庸；若说“诗情如夜鸟，三绕未能安”呢，未免又病生硬，况且还脱不了典故的范围。总之，何必呢，不如老实用了典的干脆。她当时之感究竟如何不可知，依所留下的成绩而论，我们今日岂不可以相信，她已经竭忠尽智地挑选了一种最逼近实感的表现，这还有什么可非议的。文学，精严地说，只应该有一个解释，就是它自己。是谓独一。 词藻典故不妨说曲的表现之一种，而曲的表现却非二者所能尽。依我见大概三分之，复杂朦胧违碍是也，亦俟异日专文论之。复杂则不清，其词缴绕；朦胧则不醒，其词惝癠；违碍则不敢，其词遮掩，三者固各有所蔽，非文词之至者，而其不悖于修辞立诚之通则，则一也。有了一种心境，就应当有一种相当的文字去表现它，人家能懂最好，不懂也只好由他。这个不懂，与其说由于文字的障碍，不如说是心境的隔膜。人与人的相互了解是有限的，更有什么好法子呢！“辞达而已矣，”天下之公言也；幸而得达，作者读者所同愿也；不幸而不达，作者读者所同恨也。我辈不能尽通古人时贤之意，岂可望天下后世尽通我辈之意哉！ 曲的表现每造成不可懂的文风，然而又有区别：艰深，晦涩，与没有意思是也。艰深者，作意遥深，言厄于意之谓，乍看似不通晓，细按则条理分明，虽未必就是第一流，却不失为高等的文学。晦涩者文词芜杂，意厄于言，所谓深入不能显出，一看固然不懂，再看还在渺茫，即算它是文学吧，也决不是很好的。艰深是一种没奈何，好比文学的本身病；晦涩是可以救药的。类似艰深的一种外感而已。我们没法化艰深为不艰深，应该有法化晦涩为不晦涩，二者性质有别，不是难懂程度深浅的问题。至于没有意思，那就是没有意思，更无第二个说法。左看也不懂，右看也不懂，看杀也不懂，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叫它什么，我们跟着叫它什么好了，责任当然由作者自负。 三者之外更有一种，以艰深文其浅陋是也。意思原是很浅近的，既非艰深，也非没有意思；表现方法是故意的迂曲，所以又不能算晦涩。这种冒牌，只好请主顾先生们自己小心点吧。凡开陆稿荐王麻子的招牌上都写着“真”，“老”，“真正”，“真正老”，对于主顾真麻烦哩，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因为开店的想自居于真正老牌，这是一种人情，岂有自己声明了“我冒牌”而后冒牌的。 以文字难懂著称的我们将居于何等？谁知道！将自居于何等呢？谁好意思说，——纵然“戏台里喝采”原是颇有意思的事情。匍伏于道统之下，飞奔于时代之前，我们虽有所不屑，自欺欺人，倚老卖老，我们又何敢呢；这已大有“戏台里喝采”的味儿了，还不如就此“打住”的好。 一九三○年九月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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