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4期
毛泽东六用空城计
作者：大 义 小 玲
一用空城计 驱散溃兵安人心
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湖南是一个军事要冲，饱受战乱之苦。湖南一师是外国殖民者留在长沙的一个两层楼的院落，它处于交通要塞，后院临湘江和粤汉铁路，因此，常有军阀在这里进驻重兵，仅毛泽东在校的五年内，就经历过多次北洋军阀的蹂躏。
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满怀革新社会、改造中国的伟大理想，努力学习、掌握各门知识和各种本领。
当时，学校课程中有一门兵式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为了增强学生对军事的兴趣，学校增加了一些军事训练课目；为了适应警卫的需要，学校又在课外组织了学生志愿军。
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人很多，差不多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学校把志愿军编为一个营，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长，营以下的连长、排长、班长均由学生担任。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被同学们选为连长。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青年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眼下最要紧的是认真学习军事。”同学们在他的鼓动下，学习军事的热情很高。毛泽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他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志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棍。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被桂系军阀打垮了。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出了长沙，向湖北方向逃窜。而当时其他军阀部队还在衡山、湘乡一带，不能即刻赶到长沙，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战局动荡不定，第一师范的师生们和长沙市民一样，终日惶恐不安。
11月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入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情势十分紧张。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需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准备，听号令出发。”但过了很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
毛泽东得到学校动员全体师生到长沙城东暂避的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他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暂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的护卫，方可使全校师生免遭侵犯。”校方权衡再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很有道理，最后决定不出去避难。
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紧张的护校行动。他一边率领学生采取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墙头上，一边布置同学在校门口和校内主要通道上持枪站岗放哨。
一些零星溃兵路过一师校门口，见学生布岗，刀枪林立，不敢贸然闯入校园。当然，他们不知道学生手中的武器，只是一些操练用的木头枪。
17日中午过后，支援傅良佐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线，沿粤汉铁路溃败下来，已经到了离学校十余里的猴子石。这些溃军官兵只知道傅良佐已经逃走，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害怕在长沙遭到袭击，不敢贸然前进，因此停留在那里徘徊。若他们一旦探知长沙此刻只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入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和一师校园就会遭受一场浩劫。眼见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定决心，即便冒天大的危险，也要设法赶走溃兵败将。
霎时，得到消息的全校师生陷入紧张的状态中。可是，把长沙人民和全校师生安危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却显得非常镇静。他冒着随时可能与溃军官兵遭遇的危险，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明情况。他想，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好似惊弓之鸟，我们完全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他立即向学校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组织部分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缴他们的械。这是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设想！
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首先从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一百多名胆子大的同学做好出发准备，而后又持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局请求增援。
晚饭后，毛泽东率领持木枪和棍棒的学生志愿军和部分持真枪的警察离开学校。那些胆子小的学生和教员都躲在寝室里，吓得不敢走动。
在苍茫的暮色中，毛泽东率队匆匆赶到了猴子石附近地势险要的金盘岭。他把学生志愿军和部分警察分成两队，绕道分布在溃兵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天色已晚，毛泽东让持真枪的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点燃爆竹，并向溃败的官兵齐声呐喊：“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你们缴枪，就放你们回去！”
溃军官兵被这漫山遍野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呐喊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不明虚实，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派人命令溃兵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不大一会儿，这支三千余人的溃军就全部缴枪投降。
当晚，溃军官兵露宿学校前坪。学生志愿军和全校师生把缴获的武器扛的扛、抬的抬，全部运到学校，堆了半个礼堂。第二天，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被缴了枪的官兵，每人五至七元大洋，把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毛泽东巧摆空城计，智退北洋兵，缴枪三千余。不仅保护了“一师”未受骚扰，而且使长沙居民也免遭祸害。人们兴奋异常，议论纷纷，交口赞誉毛泽东有勇有谋，通身是胆。以后，毛泽东担任警备队队长，守卫学校。在湘东战事紧张时，一师因学生警备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仍照常上课，且“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见《一师校志》）毛泽东领导大家直接同军阀进行“军事”斗争，成为当时同学们最为敬佩的事情。
二用空城计 智退敌兵保政权
1927年11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以两个师的兵力从省城出发，驻扎在古城、茶陵一带，准备进攻茅坪，攻打红军，想将新生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想把共产党的“要犯”毛泽东缉拿归案，这就是何键一箭双雕的出兵之策。
这时，红军的主力部队都去攻打酃县、茶陵去了，茅坪只剩下很少的红军，而且大部分是伤病员。剩下的战士配备的都是梭镖和鸟铳，步枪也只有二十多条。军情万分危急。
面对这万分危险的敌情，毛泽东认为必须巧设疑兵，让敌人觉得红军主力到了，把敌人吓走才能转危为安。为此，毛泽东从容地做了相应的布置：他先派出几个赤卫队员化装成商人混进古城，和城里的地下党员相配合，在城里各个繁华地段张贴革命标语“欢迎红军进城！”“红军万岁！”等等，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又派一些红军战士，带领赤卫队和群众一百多人，背上梭镖和鸟铳，并带上仅有的那二十多条步枪，连夜赶到古城西南的倚路石一带去拦截敌军。毛泽东指示他们多带一些指挥打仗用的红旗。毛泽东对他们说：“这一仗，大家都是指挥官，不是战斗员，要和敌人斗智，而不能斗力。”
倚路石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可以俯视县城。一百多人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支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布下了一条三四里长的防线。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敌人的大部队缓缓地进入了防线，各个山头的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部分群众开始行动了。他们有的开枪射击，有的摇旗呐喊：“白军士兵快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弄得敌人一时搞不清周围究竟有多少红军。
后半夜，伸手不见五指，山头的呐喊声更大了。赤卫队员和战士们将仅有的二十多支步枪，忽而分散射击，忽而集中使用，一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不断，吓得敌人乱作一团，互相联络不上，都以为自己被红军包围了，纷纷向城里的敌军师部求救。
敌军指挥官看到城里到处都贴满了标语，又听到城外激烈的枪声和不断传来的电话求救声，十分害怕红军主力打进城来，只好下令撤退，连夜从古城逃走了。毛泽东和新生红色政权连同茅坪这座空城才化险为夷。
三用空城计 粉碎敌人大偷袭
江西永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军和白军必争之地。它南靠井冈山，东连泰和，西接莲花，北通安福、吉安，这里群众革命基础深厚，物产丰富，进可逼吉安、萍乡，与罗霄山脉北段衔接，构成广阔的红色区域；退可守井冈山，使敌人无奈我何。由于它在井冈山斗争中，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占有重要位置，所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部署长期斗争”的政策。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妄图把永新作为他们消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楔子。因此，仅在1928年五六月间，就发生了二占永新的战斗。
1928年6月，红军攻占永新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个连来到永新县的塘边村。
塘边村是江西省永新县新四乡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由大屋、塘边等四个自然村落组成，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口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这里曾是最早进行土改和组织人民政府的地方。毛泽东到塘边村的主要任务是就土改、工商业政策及经济发展等情况做社会调查。在塘边村，毛泽东遇上了正在这里带领工作队开展工作的贺子珍。
说起来，毛泽东和贺子珍已是老相识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与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会师。袁文才曾在步云山备了两桌酒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并请来了宁冈、永新的一些头面人物龙超清、肖子冬、刘真、贺敏学等作陪。袁文才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有这样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而且颇有一股巾帼豪气！这对毛泽东来说，印象无疑是相当深刻的。
在以后的工作接触中，毛泽东逐渐知道贺子珍原名贺桂圆，1909年桂子飘香的时节降生在永新禾川镇一个叫“海天春”的小茶馆里。贺子珍懂事后，不喜欢“桂圆”这个名字，她要自强、自立，自我珍重，遂改名“自珍”，又称“子珍”。
贺子珍这时已是井冈山地区闻名遐迩的人物了。可这么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怎么会变成“山大王”的呢？原来，在大革命时期， 贺子珍就已崭露头角，曾是永新首任团支部书记、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县委妇委书记。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银圆) 都是永新县委委员。贺子珍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遇到湘赣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南门，打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并缴获了百十支枪。打这次战斗以后，贺子珍的勇敢和枪法几乎被传为神话。这些，毛泽东也多少有些耳闻。后来，永新县守不住了，贺子珍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率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住在茅坪的八角楼。房子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或晚上到茅坪洞边散步，或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门。那时贺子珍临时住在袁文才家养病，由于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时常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时，只要贺子珍在，他总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态度非常和蔼可亲。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谈天说地。
这次，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因工作而相遇，两人心中都由衷地喜悦。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到塘边村后一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住处，或许是因为愿有情人终能成眷属，工作队也把毛泽东安排到了贺子珍她们住的固春姬孤老婆婆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就立刻听取了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她们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出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贫协主席怎么说等等。由于没能很好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贺子珍感到很羞愧，白皙的脸胀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做调查，我们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领悟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