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5期
毛泽东十次化险为夷
作者：高士振
这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杭州的景色依然那般秀丽动人，而毛泽东却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因为“三国四方”会议确定，由镇守一方的陈励耘掌握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可是，毛泽东早已在同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觉察到了会有人搞阴谋，因而警卫工作严而又严，使陈励耘无从下手。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他们千方百计地打探毛泽东的南巡路线，打听他在各地的停留时间，以便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
9月8日，林彪下达了手令：“按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与此同时，叶群也给黄永胜一封密信，反革命政变正在一步步加紧。当晚，林立果就带着林彪、叶群的手令，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星夜飞回北京，与江腾蛟、李伟信等人在“联合舰队”中，筹划实施谋害毛泽东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估计，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离开杭州，于是，决定在上海动手，并研究了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具体办法：
1、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B—52”的火车；
2、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炮，平射火车；
3、让王维国趁“B—52”接见领导同志时， 在车上动手。
同时，他们还作了详细布置，派江腾蛟到上海统一指挥。如果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掉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慌乱之机下手。若是搞得好，汽油流到专列附近，就会车毁人亡。若这一步不成功，就由王维国趁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领导人时，用手枪直接谋杀。若再不成功，就在硕放附近炸毁铁路，以达目的。他们严密推算了毛泽东到达各地的时间以及停留的具体时间，但殊不知毛泽东已“另有安排”。
毛泽东这时虽已上了年纪，但对事物的预见仍不减当年。他料事如神，早有防备。毛泽东在8月31日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关于周宇驰等人在江西一些反常活动的报告后，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9月3日到杭州后，他又从年轻的服务员中了解到林立果活动的一些情况，更是提高了警惕。在杭州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他有意向陈励耘提出各种问题，从陈励耘的回答中，他看出了情况的危急。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对策。9月8日午夜，他当机立断，要求立即把停在杭州机场附近的专车连夜开往绍兴。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又突然下令紧急调车回杭州，立即出发，并且交代不让陈励耘送行。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使陈励耘摸不着头脑。3个多小时以后，毛泽东的专列驶进上海，在虹桥附近的吴家花园停下。但毛泽东没有下车，在车上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他要身边同志往南京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速来上海。11日上午，许世友来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人领进了毛泽东的专列，同时接见的还有王洪文。而林彪一伙安排在上海杀害毛泽东的王维国，却没有被允许上车，他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接见完毕 ，毛泽东要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等吃完饭后，许世友才知道毛泽东已离开上海。当林彪一伙得知这一消息时，毛泽东专列早已驶过苏州车站，安然地跨过了硕放铁桥。专列在南京稍停片刻，便风驰电掣般直奔北京，一刻不停。到了丰台时，毛泽东突然下令停车，在车上接见了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了解了北京城内的情况。9月12日黄昏，毛泽东的专列安全地驶进了北京站。这样，他又一次胜利地脱离了险境。
当林彪得知毛泽东突然安抵北京的消息后，自觉阴谋全部败露，大势已去，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9月13日凌晨乘机叛逃，结果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毛泽东是历史上少有的大军事家，他对人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具有撇掉枝节末梢，直观把握问题本质的天赋。不难看出，以上相当紧张的6天中，林彪集团从四处打听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起，就已中了毛泽东的“圈套”，暴露了自己的阴谋。在毛泽东确证了上述阴谋后，他故意“声东击西”，迷惑对方，逻辑推演对方可能的行为，然后行凡人所不敢行之事，直到破敌于阵前，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就是用这种“土招”击败了蒋家百万兵。这次又以同样的方法，使得也能称得上“懂兵法”的林彪仰天长叹：阴谋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