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公安部长亲办三大要案
作者：杜 超
1939年3月，时任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的杜理卿率领中央考察团赴华北敌后考察。6月，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除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除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除奸部的除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立即引起了许建国的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同谋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吃惊了，忙问他：“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某某说：“许部长您应该知道，晋察冀边区受到日本和伪军的层层封锁，日伪对于药品的管理又十分严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层层封锁，从哈尔滨市搞来了一大批药品。这就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对他审讯。起初，他一口咬定是从哈尔滨市伪警备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来的，说李占元是他在哈尔滨读书时的同学，关系很好。还说李占元虽是伪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共产党。经过我们加大审讯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认他在哈尔滨读书时早就被收买，最后打入我党内部。此次药品的确是李占元搞的，但他是经过日本人的同意，有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熊大正借此立大功，从而能在晋察冀边区爬到更高的位置，以获取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没想到这样做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他日特汉奸的身份。最后，他还供出了张珍、李雪等卫生部和供应部的十几个人。”
听了王某某的汇报之后，许建国没有表态，而是让王某某把有关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档案拿来。他翻着看着，目光落在熊大正盖了手指画押的那张招供书上，竟发现招供书上有斑斑的血迹，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再看张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书，几乎是张张都有血迹，他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指着纸上的血迹问王某某。
“哦，这些日特汉奸，开始很顽固，我们给他们吃了一点苦头，他们才招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刑讯逼供？”许建国的口气不禁严厉起来。
王某某还没有意识到许建国表情的变化，依然十分轻松地说：“咳，对待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嘛，我们的同志一时气愤不过打几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汉奸怎么会招供呢？”
“刑讯逼供怎么能算数呢？搞公安工作应当是重证据、重事实、轻口供，这样才能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啊。”许建国激动起来，“当年‘肃反’、‘打AB团’，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冤杀和错杀了一大批好同志，难道这血的教训还不深刻吗？当年我就是被刑讯逼供，打成了AB团份子，若不是江华政委及时赶到，我已经就去见马克思了。”
王某某被许建国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嗫嚅道：“这……这……”
许建国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结案呀。熊大正这件案子，当然可能是审对了，但是，也的确存在着熊大正真心实意为党出力、为边区政府出力，利用与李占元同学的关系搞来药品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简单粗暴，主观臆断，必须认真仔细地弄清事实。”
许建国的一席话，让王某某心服口服，连连点头：“是，是……”
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实真相，许建国顶着酷暑，亲自对熊大正进行复审。
当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熊大正走进审讯室时，发现此次主审换了人。这个人一点也不似王某某那样冷酷，相反态度和蔼。审讯室的气氛也因此缓和了许多。
“熊大正同志，”主审官开口说话了，“我是中央社会部保卫部长许建国，是专门来对你的案子进行重审的。”
戴着眼镜、一脸书生气的熊大正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心中油然生起了申冤的希望。从他第一次被带进审讯室就被一直称呼为‘熊汉奸’、‘熊日特’，而面前的主审官许建国依然称他“同志”。
许建国继续道：“熊大正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放过一个奸细，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会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公安守则，决不动刑；你要讲真话，说实情，决不许欺骗政府，骗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错可以纠正，有冤允许申诉！”
许建国的话像一阵春风吹进了熊大正已冻结的心灵，他激动地叫嚷起来：“许部长，我一定如实交待问题，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张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们要我交待同伙，我只好胡编把他们供了出来……”
一连半个多月，许建国对每一个牵进熊大正案子的同志都一一单独会审，对他们反复说理，耐心教育，感化了这些同志。最后，他们都纷纷主动说明了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将大白之时，突然从哈尔滨来了一封直接寄给熊大正的信，使得案件风波又起。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医的药之后，身体康复得如何？请务必按照童神医的药方天天服药，并经常向他报告，不可大意，盼善自处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这封信之后，许多已经相信熊大正等人是无辜的同志又动摇起来。尤其是冀中军区除奸部的一些人，本来就对熊案重审颇不服气，此时便愈发坚信自己是对的。这封信的意思很显然是说，你目前在共产党内部发展得怎么样，一定要按照特务机关的指示行动，多向特务机关汇报情况，小心自己的处境。
许建国拿着这封信却笑了，对大家说：“这封信的政治含义太明显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特务机关是十分重视如何保护自己的，他们的书信来往习惯用十分隐蔽的密码和信号，以免被发觉。这封信却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日伪的特务人员获知此案在复查，他们明知熊大正并非他们的人，为了对我制造事端，扩大假象，故意写了这样一封信，增加他是特务的证据，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许建国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悦诚服。
不仅如此，细心的许建国还秘密派人到哈尔滨调查李占元的情况。结果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边区的报纸上之后，没多久就失踪。外界传闻他暗通共产党，已被秘密处决了。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张珍等人终于获释，他们对许建国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许建国此时却毫无喜色，相反地，他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为熊大正、张珍这些党的好同志受到了长时间的冤枉，差点丧命；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占元的暗杀。他对边区党委书记彭真同志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说：“党的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像李占元这样身居伪军高职，又有一定良知和爱国意识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力团结的对象，有他的帮助，对党、对政府的事业可以起到多大的帮助啊，但却因为我们工作的失误使他丧了命，这对于我们来说，损失可谓巨大。”
听了许建国的话，彭、聂两位同志心里也十分难受。彭真同志说：“我是边区的领导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责任在我。老许呀，从这件事看来，我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还很薄弱，问题不少，人员素质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组的同志留在边区，加强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
聂荣臻司令也说：“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的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地进行所谓的军事扫荡外，还多次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天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因此，边区急需要加强情报人手。我想在边区专门成立一个情报部门，由你指挥，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计划，考察完晋察冀边区之后，许建国就要带队回到延安。在后方机关工作与在敌后边区工作相比，其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轻松得多，而彭、聂也只是向许建国提建议，许建国完全可以推掉，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大业。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好！”
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成立了。许建国任社会部部长，主管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社会部一成立，许建国便着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举行干部训练班。然后组织这些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我情和社会情况。随之，以这些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直到1943年，延安展开整风运动，许建国才返回延安，成为中央保卫委员会的三委员之一（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
审理陈伯达警卫员被刺案
“怦”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震惊了西柏坡村。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由于中央首长全部都在场，保卫工作特别严密。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会发生枪响，这让所有的在场人员感到意外和震惊！
刚闭上眼睛没有多久的许建国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招呼警卫员：“快，出事了！”然后直往枪响处奔去。
外围警卫员报告：“毛主席的秘书、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伯达住的院内警卫员李子云被人打伤了。”许建国赶到现场时，医生正在给受伤的李子云包扎伤口。
许建国询问李子云道：“怎么回事，怎么受的伤？”
李子云说：“今夜该我值班，刚才我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声，我就跑出来察看情况。只见南房有一个人影一晃，我再追过去，就被枪击中了。”他一说完，他旁边的另一位陈伯达的警卫员孙伟也说：“我当时在睡觉，听到枪响就冲出来，确实看到南房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许建国立刻说：“那你为什么不开枪呢？”
孙伟道：“我当时来不及开枪！”
“毫无疑问，这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赶到的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康生武断地下了结论，“立刻下令全村全县戒严，发现可疑人物可疑情况立刻报告。”
在场的只有许建国皱着眉头沉默不语。从内心来说，他不赞同康生那么轻率地下结论，但是康生是他的直接领导，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出言反驳。但是事后，他却亲自对现场及周围伤员、内外警卫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四个重要疑点：
第一，伤员的伤口从里向外斜进，进口竟在大腿内侧，伤口小，外口比内进口高一寸；而如果是如伤者所说，敌人是从南房向他开枪，那么伤口应该不可能在大腿内侧，而是在外侧，而且伤口也应当比较大、外口与内进口相近。像李子云这种情况，应是相当近距离枪击才可能造成的。
第二，现场有一颗“七九”式步枪子弹壳，距李子云血迹左前方二尺三寸远，而李子云的用枪正是“七九”式步枪，而且这更说明枪击是极近距离发生的，否则子弹不会穿过大腿，而会留在大腿内。
第三，院内的南房是村副大队长的住房，枪响时他正在室内拿东西，并未听到房子附近及房上有任何响声，而且枪响时中央保卫人员正在陈伯达住房的大门前向南巡视，枪声响时，他们也并没有发现房上和房下有任何异常现象。
第四，孙伟的举止反常。孙伟以枪法好、反应快著称，并且有十四年警卫员的经验，当他听到枪响之后冲出来，看到南房上有人影一闪，他竟然没有开枪，这确实很奇怪。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任何人的第一反应都应该是开枪，更不用说像孙伟这样的老警卫员！
在康生召集的讨论会上，绝大多数人仍一口认定是国民党特务打的枪，许建国提出了反对意见，并把四个疑点提了出来，一时震住了所有的人。
一向自负的康生不由得问许建国：“那么你的意见是什么呢？”
许建国道：“从上述四个疑点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是特务打的枪，而很大可能是李子云自伤；而且孙伟说了假话，他很可能知道内情。”
虽然许建国的分析是相当严谨的，但是康生却并未采纳许建国的意见，仍然坚持此枪击案件乃是特务行为，他甚至拒绝许建国调查李子云、孙伟及要陈伯达配合工作的建议，仍然下令全村全县大搜查。
许建国当然不知道康生为什么坚持要说枪击是特务案件：因为康生想借此事邀功请赏。如果他能够把特务抓住，那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如果是警卫员李子云自残，那么破这件案子的意义就小得多，而且还会有负面影响，会被人说成是他这个中央保卫委员会主任教育无方；尤其是怕毛主席，因为当初就是他亲自点名让李子云给陈伯达当警卫员的，而陈伯达又恰恰是毛主席的秘书。因此，他宁可这个案子破不了，也不想弄清事实的真相。
许建国没有办法，只有私下里找陈伯达了解情况，并建议陈伯达去做一做李子云的工作。但是，陈伯达一口否认他的警卫员有问题，并拒绝了许建国的建议。
由于侦破的方向完全错误，案件当然毫无进展。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变成了暗杀中央首长的国民党特务嫌疑人，受到了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抓进了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