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在林彪叛逃后的日子里
作者：张 宁
1971年初秋，从我9月7日到达北戴河的那一天起，这块海滨避暑胜地沿海的几处浴场就冷冷清清的，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礁石和海滩，声音单调沉闷，带给人一股寒意。
9月12日以后，气氛变得更加诡异，“林办”所有工作人员，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青霖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踪影。我孤单地留在五十六号楼里，被告知不准外出。
那些原来对我亲切恭敬的卫士们突然变得冷漠无情，小院门口和路上增设了流动武装哨兵。我曾试探着走出小院，但一迈出院门，就被哨兵挡了回来：“请回去，外面不安全。”
从9月13日算起，这种被软禁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
北戴河的深秋很冷，我来的时候带的衣服都很单薄，冻得我瑟瑟发抖。我向身边的护士发牢骚，既然不让我回北京，为什么不增加点衣服和被褥给我？护士传话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师副师长张宏，一个是在北戴河林家驻地担任值班警卫的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师某中队的姜队长。
张宏对我解释道：“克服点困难吧。现在中央有事，我们谁也不能离开北戴河。我回去看看，弄一条被子给你。”
姜队长接口说：“是呀，你看，我们张师长也只穿一件毛背心，我连背心还没有呢。”
我好奇地打量他们，见他们一脸无可奈何地苦笑着，不像是装的，心里反倒觉得好笑：中央出了什么事，连累你们也这般狼狈？
终于熬到十月下旬。一天，护士从外面跑进屋通知我：“快收拾东西，今天回北京。”
我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把几件换洗的衣服往挎包里一塞，拎上就出了门。
刚跑出院子，眼前的一幕就让我惊呆了：“失踪”了一个多月的“林办”二十几位秘书、内勤和内外勤警卫们在路上站成一排，手上拎着简单的行李，个个垂着头，神情沮丧。
这些往日很精神的人怎么都成了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李处长（李文普）在哪里？我忙在队伍中搜寻。他站在队尾，一只胳膊缠满绷带吊在脖子上。林彪的贴身警卫处长负伤了！怎么回事？
李处长的目光与我碰触的刹那，双目陡然发红溢出泪光，我惊疑地急步向他走去。在我心目中，他是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身边事无巨细都经他过“筛子”。换句话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我要向他问个究竟，林彪夫妇在哪里？林立衡和张青霖在哪里？林立果又在哪里？
“请你站到队伍里去。”战士命令道。我停住了脚步，“林办”的人沉默地望着我，都不说话，我心中一片茫然。走到李处长跟前，未及开口，他的神情早已恢复常态，摆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林办”的人也都移开了停留在我身上的视线，或背身，或转头，都以明显的回避姿态对待我。
我随着“林办”的人向一辆军用大卡车走去，我觉得我们像是被押解的囚犯。
卡车驶进秦皇岛火车站，而不是山海关飞机场。我又纳闷，“林办”是林彪和叶群的工作班底，走哪跟哪，同步行动。林彪和叶群各有一架专机，怎会一改常例坐普通列车？
翘首四望，车站里根本没有林彪和叶群的专车，难道林彪一家在天上飞，甩下“林办”一大堆人和我这个被他们千挑万选弄来的准儿媳在地上跑？我怀着满腔疑问上了列车。
列车并不长，只有七八个车厢，警卫森严，到处是哨兵。“林办”人员被安排坐在中间的一节车厢，等他们落座以后，又上来一批士兵，封锁了这一节车厢的前后门。
傍晚到北京，列车好像不是停靠在北京站台内，周围静悄悄的，站台上布满哨兵。总算到了北京，一个多月里天天盼望的，真的盼到了，可那种阴森森的感觉，又带给我深深的恐惧和不安。
“林办”的人全数坐进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回家的喜悦。公共汽车驶近西单马路，在离林彪住宅毛家湾还隔两条马路的地段，路旁出现了武装哨兵，气氛显得十分异常。
进入毛家湾巷道，武装士兵更多，院墙下五步一岗，三步一哨，一派森严肃杀之气。我心里不禁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这些哨兵跑到院子外面站岗？林彪个性内敛，怎会让士兵到外面耀武扬威？
毛家湾大铁门隆隆启开，汽车驶进大院，停在秘书楼前，“林办”的人一一下车，都站在院坪上。
一个陌生的警卫干部走过来，示意我们往内院里去，我坠入极度的茫然中，随着人群进入内院里的林彪正宅。
门口出现留守毛家湾的“林办”党委书记老王，大秘书老杨、老于和机要秘书小李。
北戴河与毛家湾两处秘书见面，彼此点头不语，表情沮丧。老于没有坐到沙发上去，他就近选择了我身旁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双手习惯性地交叉在胸前，他也与众人一样，没有跟我打招呼。
我把在场的人默数一遍，秘书、内勤、外勤、警卫、膳房师傅、花匠、水暖工、图表文书、外借来临时帮助工作的几位文史哲和军事教官，整个“林办”的人都到齐了。
这时，通往正宅的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出现在客厅门口，身后跟着几名军官，见到我们这群人，严肃的神情中充满了好奇。
我暗自诧异，外人怎可以随便进出正宅？林彪一家住的正宅戒备森严似禁宫，平日除了秘书、内勤、内勤警卫可以走动外，外勤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不经传唤是不允许跨入正宅一步的。一般警卫战士更不用说了，连小院都是禁区。许多警卫和勤杂人员在毛家湾工作多年，连林彪的面也没见过。
王良恩是我的老上级领导，曾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62年调到总政治部任职，“文革”前期才调到中央办公厅任副主任。
他走进客厅，逐一与大家握手，走到我跟前时，大秘书老杨趋前向他介绍：“她就是张宁，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演员。”
“嗯，我认识她。”王良恩握住我的手，脸上露出微笑，对我又似对在座的所有人说道：“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
他的话令我大惑不解，直到此刻，我对发生的事情仍浑然不知，想不到会有什么事牵涉到我的前途，背什么思想包袱？在当时的众多人眼中，我的前途好得不能再好——林彪未来的儿媳妇，虽然这门亲事不是我自愿的，但现实地位是谁都不可否认的。
面对“林办”工作人员——这些从全国部队里经过筛选，政治出身查过祖宗八代，业务水平一流的军队精英——王良恩“唉”地叹息一声，走向中间沙发上坐下后，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皮包，拿出一份文件，清了清嗓子，准备宣读。
全场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
“中共中央1971年中发第五十七号文件，”念到此，王良恩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然后缓缓念了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
我没有再听下去，因为从开始对林彪改变称呼起，我的脑袋就如巨雷轰顶，一下把我原本就很脆弱的神经击垮了，我几乎昏过去，幸亏有一把大椅子为我遮掩，我深深地陷在里面，没人察觉我的变化。
老于轻轻地扶着我站起身，我就势靠住他的胳膊走了几步。不要倒下去！不许倒下去！我在心里默念着，拖着沉重的身子机械地随着人群移动。
“于秘书，文件说林彪逃跑了？叶群烧伤了？立果被捕了？”
于秘书对我的每句问话都轻轻地附和着，不作任何纠正。
“立衡姐和青霖哥呢？他们一家人都关在一起吗？”
老于没有应声，吩咐我身旁的林家老工作人员王老太太照顾我回房间休息。
王老太太陪我走进一幢新建的楼房，这幢楼，据说是准备给林立果和我办婚事用的。真是莫大的讥讽！我住进来了，而林立果呢……随后的日子，我被囚禁在了毛家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