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毛泽东和蒋介石逝世前的隔海对话
作者：老 道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垂暮，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
同样，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文革”中，虽然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被人炸毁了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
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祫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将其修复并严加保护起来。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
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
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1975年，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
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
中断25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香港轰动。
92岁高龄且重病缠身的章士钊，承负着毛、周两位巨人的巨大期待，来到了他人生的终点站。在殷夫人家，儿女陪侍在侧，周恩来安排的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等小心护卫着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宝贵生命。
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风烛残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但“国”在他的心中。
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
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是否走台湾海峡。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
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
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
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
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蒋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
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的精神法宝。
他要回去！他要让天下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
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一首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便再未回过故乡，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湾。对为民族团结国共携手献出全部的张学良将军来说，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乡愁中度过的。
蒋介石逝后，他去金门参观，用高倍望远镜贪婪地眺望大陆，激动得几天难眠，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乡”，“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