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毛泽东听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不禁勃然大怒，对李维汉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国宝'，是动不得的。”
李维汉小心翼翼地问道："既然如此，那座谈会是不是就不开了？"毛泽东一摆手说："开！继续开。现在右派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人们说，怕钓鱼，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先不要钓它，物极必反。牛鬼蛇神只有把他们引出来，才能聚而歼之，不然，它们藏在深深的洞里，你怎么去捉它们。”
中共中央要反右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的两个座谈会继续开了下去，有人觉得座谈会的人不多，就去四处拉人来参加。有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不愿意来，动员者晓以大义，责备他们对帮助党整风不热心，死气百赖地把他们一个个拉到座谈会上。
李维汉走后，毛泽东考虑了全国的形势，感到敌情严重，光是在北京"引蛇出洞"还不行，应该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引蛇出洞"，把右派都引出来。于是他打开墨盒，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然后喝了口茶，奋笔疾书起来，全文精神如下：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必要的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弟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扣帽子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写好后，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这是1957年5月15日的事。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也多次在党的一些文件中加以指出。但是，他们这时发动对党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毛泽东于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由党内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反击右派。党中央于5月16日发出党内指示，"指示"仍然肯定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接着指出最近一些天社会上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上去。中央指示决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从右派手中接过这个武器，"大鸣"、"大放"，对于那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放"，原样地在报纸上登载，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
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迅速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蔓延开来，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接到中央通知后，有关部门赶快叫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都组织座谈会，要尽可能把教授、工程师、医生、民主人士动员来参加座谈会，动员他们积极发言。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稍有头面的人物的发言立即第二天被登到报纸上。
比较起来，还是北京的鸣放最热闹，梁漱溟、俞平伯都接到参加座谈会的通知。梁漱溟1953年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吵过一架，俞平伯曾被严厉批判，人们本来以为他们会借此一吐怨气，谁知两人根本不来参加会，任你说破嘴皮，两人就是不去，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
5月12日午夜1点钟，周恩来招待泰国艺术团的晚会结束了。他送走客人，问身边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你们住在哪里？远吗？"刘华回答说："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不太远。"周恩来说："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去看看。"演员们一听，高兴极了，陪着周恩来向史家胡同走去。午夜的马路上静悄悄，周恩来和演员们呼吸着夜风送来的清香的空气，边走边谈。他们谈工作，谈生活，也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
虽是午夜，演员们大多没睡，有的刚点上香烟抽着，让心情平静下来。周恩来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间，演员们都惊诧地张开了大嘴。周恩来和大家握手谈话，大家都争着向总理汇报自己的工作，周恩来逐一看望了演员们。谈话中周恩来指着宿舍里的一盆花说："你们年轻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多讲工作，少谈享受，不要动不动就嫌这嫌那。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要由你们来完成。”
周恩来讲这些话时，表情非常严肃。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地品味着这些话，难道周总理百忙之中，深夜到此，就只是为了看看大家吗？有些人联想到当前鸣放、大轰大嗡地向党提意见的情况，品味出一些意思来了。
由于中共中央已经接过了大鸣大放这个口号，准备反击右派，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李维汉这时得到报告，说胡子婴从西北考察回来，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他怕他们出问题。赶紧请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了。黄炎培还不太高兴，别人能讲，我为什么不能讲，不过既然中央统战部不让他讲，那也许有道理，也就不讲了。转眼之间，就到了五月底，座谈会也接近尾声。参加座谈会的人们发现，会开了这么长时间，竟然忘了请储安平来会上鸣放。于是，马上派人去请。储安平因忙着出版报纸，不愿意来，但许多人一再请他来会上放一炮，储安平只好答应了。
6月1日，储安平来到了全国政协，参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大家都请储安平发言，储安平从提包里拿出一篇发言稿子，清清喉咙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还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的话惊得会场上的人们个个面容失色，有的人吃惊得张开了大嘴。章伯钧罗隆基也没有想到储安平竟敢直接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开炮，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其实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呢。
储安平从众人大惊失色的表情中知道自己这一炮取得了轰动效应，便继续讲下去："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当天，李维汉即把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们这是要夺权了，什么政治设计院，什么轮流坐庄，什么党天下，都是一个意思，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交给他们。什么小和尚，老和尚，我看他们才是和尚。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再让他们放，不要反击，硬着头皮听。”
座谈会中间，也有些人觉得章伯钧、储安平的话讲得不对头，不顾事实，不像提意见，而是骂共产党，便出来说了些公道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劝大家说："提意见是对的，但党群关系有些不融洽，双方都有责任，应该大家一齐动手，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我同共产党员就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我们不应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卢郁文正讲着，突然"哐啷"一声，众人看时，原来是有位老兄不小心，弄翻了茶杯。于是大家都忙着帮助此位老兄收拾杯子，擦地，大家乱纷纷地忙着，卢郁文也无法讲下去了。
第三天，卢郁文回到家里，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笔迹、地址都很陌生，连忙拆开信看起来：……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卢郁文再往下看，没有署名，原来是一封匿名信。卢郁文想了想，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这时已经是6月初了。信件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向李维汉问了一下民革中央扩大会的情况，便把刘少奇、周恩来请来，把出现匿名信的情况向他们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严肃地说："现在右派猖狂到了极点，只许他们骂共产党，大鸣大放，不许别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意义十分严重，我们都应该想想，这是为什么？说卢郁文'为虎作伥'，那共产党就是右派心目中的虎了，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现在反击右派的条件成熟了。"刘少奇、周恩来也同意立即反击，首先由《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对匿名信事件作一个评论，题目就叫《这是为什么？》，同时由李维汉在两个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座谈会上的一些发言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则负责起草一篇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毛泽东为党内写的指示也同时发了下去，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然而许多教授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突变的信号，还在那里埋怨《人民日报》肚量小，依然在座谈会上发言。直至6月中旬，他们才发现形势变了，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右派！声讨右派罪行的文章大篇大篇地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各学校、机关党委组织群众同向党提过意见的那些人展开了说理斗争。这些前几天还在悠闲地喝着茶，吸着烟，提着意见的人们，一夜之间就陷入了被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似的革命群众的批斗之中。
在北京，各民主党派都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反右派斗争。新闻记者协会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批判五月间座谈会上一些人提的意见。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批批《文汇报》。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自然是反击的重点。《光明日报》社连续召开会议，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动办报路线。《新民晚报》也赶紧进行检讨。唯有《大公报》运动期间沉稳，王芸生也没有跑去鸣放，现在是平安无事。《人民日报》由于邓拓把得紧，没有在报上鸣放，当然从5月8日起也登了许多鸣放的意见，不过那是直接奉命刊登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思前想后，不禁有些后怕，要不是邓拓当时压着，现在还不知出多大的乱子呢。
反右派运动以雷霆之势向前发展着，毛泽东很关心运动的进展情况，便把李维汉叫来了解情况。毛泽东问道："民主党派对反右派有什么反应吗？"李维汉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许多人对反右派表示不可理解。黄炎培、陈叔通、邵力子、史良都找我谈过，认为不能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邵力子还说，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容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来个沉默抵抗。"毛泽东冷冷地说："他们的意思是说反右派是个阴谋了？"李维汉回答："没有敢这么说。”
李维汉走了，毛泽东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是的，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回答，必须驳倒这种谬论，叫民主党派没有话说。但是，这得找个题目，不能突然来一篇文章去专门解释。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好主意来。卫士正好送进报纸，毛泽东打开报纸，一眼就看到报纸上登着《文汇报》的检讨，毛泽东心头一亮，有题目了，立刻提笔疾书，写完后又修改几遍，叫人送到《人民日报》社去，自己随后动身去青岛。预定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要在那里召开，中央要在会上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精神如下：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报纸了。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并包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员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波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时，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全面部署，凡是大小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部门和单位都是运动的重点。经过猛追猛打，一直到1958年春天，反右派运动才基本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民盟系统就有500多人。
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的夏季才结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确实存在着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共领导的右派分子。整风运动中，他们借机向党进攻，对右派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党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运动中没有谨慎地把握好斗争的尺度，结果是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提了些意见，对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批评；有些人则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正如中共中央在整风运动初期发出的党内指示中所肯定的那样，这类批评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有些意见虽然片面，甚至带有明显的错误性质，但大都属于认识问题，同那些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共领导的右派言论还是有区别的，应该予以帮助和教育，而不是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许多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或是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党外朋友，或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干部。也有许多是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使他们不能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既是他们本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由于反右严重扩大化，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挫折，也使群众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的程度的打击，则更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还严重地动摇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推翻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他在讲话中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公布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让全国人民加以讨论；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全国农村开展一场关于农业生产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为推动讨论发表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的口号就此正式提出来了！
1957年冬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冬季。在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中充分发挥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围攻作用。同时，经过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养猪积肥。水利工地上红旗如海，夜晚则挑灯夜战，歌声如潮，煞是壮观。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大跃进"问题。话题又是从反冒进说起，毛泽东生气地说："1956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好省我看没有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这层意思我已在去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了。谁要促退我们？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有的同志一个劲地反冒，我看离右派只有九十九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周恩来立刻感到了这眼光的威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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