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印边界自1959年以来，形势日趋紧张，印军已大规模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周恩来和中央常委商议后，决定中国边防军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这件事定下来之后，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又来汇报"59·6"工程进展情况。所谓"59·6"工程乃是制造原子弹的工程。1958年，苏联政府曾和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为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和技术，中国政府调集了大批科学家开始了理论研究，调十万部队在新疆罗布泊建立核试验场，在邻近的南疆和硕县乌什塔拉镇南疆公路的南侧的大漠里建起了核试验基地。部队进入这块不毛之地时，只见风沙漫天，遍地沙砾，但奇迹般地长着几篷马兰草，勘测队员遂在图纸上写上"马兰"二字。马兰就成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地名。
研究进入1959年时，正值美苏划分霸权范围的戴维营会议召开。苏联为了和美国垄断核武器，乃于此年6月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援助合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最后国防科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毛、周二人商议后，决定上马，自力更生，研制出中国的核武器来。毛泽东最后给这项工程命名为"59·6"工程，就是要大家记住苏联于1959年6月撤销援助这件事，尽快造出争气弹。
"59·6"工程上马的决定作出来以后，核武器工程的各个链环都动起来了。在北京的花园村的高粱地里，建起了核武器理论研究大楼，朱光亚、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等世界一流的核物理专家在这里日夜苦战，用落后的算盘，手摇计算机与美国、苏联的现代化电子计算机赛跑。在北京房山的深山里，一所现代化的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上，一个生产原子弹的基地拔地而起。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核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场也正在加紧建设。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报告，感到非常满意，叮嘱聂荣臻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原子弹这个东西，他有，你没有，他就敢欺负你。造点原子弹，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原子弹。你回去要告诉大家，中央感谢他们，中国人民感谢他们，希望大家协力奋斗，造出争气弹来。"聂荣臻连连点头，但并不起身告辞。毛泽东问道："你好像还有话要说，什么话，说出来。"聂荣臻吞吞吐吐地说："现在在新疆和青海一线基地的同志们生活都很艰苦，两个基地的司令都向我汇报了这个问题，很多同志都得了浮肿病，是不是请中央给支持一点东西。"毛泽东笑笑说："我说荣臻，你真是个老实人，就这点要求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完全同意，咱们再勒勒裤腰带，不能太苦了前线的同志们。恩来，你说呢？"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再从中央机关和各省机关里扣出一些东西。我再向黑龙江要一些黄豆，给前线的同志们救救急。这事我马上去办，老总你就放心吧。"毛泽东又说："中央最近下了决心，要召开四级干郭会议，尽快克服困难，形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让大家要有信心。"聂荣臻说："我明白了。"便告辞走了。
核武器前线基地的饥饿再一次震动了中央常委，为彻底扭转大跃进的错误，中央常委决定在明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讨论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这个建议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来的。这年8月，李富春在进行广泛的调查后，认为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提高，才能解决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等问题；才能争取时间，较快地扭转当前的紧张形势。周恩来看了李富春的报告后，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又在"提高"前面加了"充实"，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作出一系列决定，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共产风、虚夸风。决定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接着，毛泽东在广州，刘少奇在北京分别主持南三区会议和北三区会议，毛泽东要求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开完了，毛泽东乘专列回北京。1961年的4月，江南应该是春雨如烟，百花吐艳，但可能是由于困难时期的缘故罢，江南失去了过去的妩媚。毛泽东凝神而坐，听着车轮的单调的声音。卫士来送茶，他一把抓住卫士说：
"你听，车轮在说话呢。"卫士听了一会，听不出来，摇摇头。毛泽东固执地说："再听听，你听车轮的响声，好像是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呜--"卫士被毛泽东逗笑了，问道："那我们从北京往广州去的时候，车轮又在说什么呢？"毛泽东说："噢，那时它们说的是'充满光明，充满光明'，呜--"卫士乐得咯咯笑说："主席真会说笑话。"毛泽东叹口气，说："我的同志哥哎，我这可不是说笑话，这是人家在笑话我哦。"卫士气愤地问：
"谁？谁敢笑话主席，我找他算帐去。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他算老几！"毛泽东纠正说："中国早就有了。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吧，给我找小姚来削铅笔，我要办公了。"小姚是专列上的女服务员，多才多艺，胆大心细，责任心很强，敢和毛泽东的卫士顶嘴，毛泽东很信任她。
小姚进来，把笔筒里一大把用秃了的铅笔削好，又给茶杯续好茶，便准备退出。毛泽东叫住她，问道："小姚，我听卫士讲，你是党员？"小姚点点头。毛泽东又问："你还懂点医学？"小姚回答说："是的，为了做好工作，我尽量多学些知识。"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好！你比我那几个小鬼强。他们那，只知道一天到晚围着我转，送他们去学习，都死活不去，真没出息。"小姚听得出来，毛泽东这番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夸奖。她预感到，毛泽东有话要对自己说。果然，毛泽东点根烟，似有意，似无意地问道："小姚，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我问你一句话，将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敢造反不？"小姚一听，吓得差点昏过去了，中共中央怎么会出修正主义，造反？造谁的反？不过，她很机敏，脑子一转，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任何情况下，我都听主席的，你指到哪里，我就冲到哪里。"毛泽东瞧着小姚，眼睛湿润了，显然这个答案使他感到满意。他提起笔来，在纸上写道：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首诗是毛泽东最近写的一首诗，他抄录了一张，送给小姚。小姚不敢要，说："我们有纪律呢，不准带任何文字下车。"毛泽东叹口气说："你怎么这么老实呢。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小姚走了，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不下来，听着车轮发出"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单调声音，他又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南方一些省，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农民分田单干，还有"三自一包"，"大包干"，"责任制"，说不改变所有制，屁话！北方好一些。广州有个干部讲，坐火车去北京听车轮的声音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从北京坐火车南下，车轮的声音又变成"充满光明，充满光明"。这是什么话？简直是反党！还有刘少奇，毛泽东还清楚地记得，在延安开七大时，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105次，而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则只提到了几次。最近他总是说，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刘少奇啊！
毛泽东的专列"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地往北开，刘少奇的专列几乎是同时"充满光明，充满光明"地往南开。按照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去河北调查，邓小平去京郊调查，朱德去四川调查，刘少奇则去湖南家乡调查。
根据今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重新设立大区。大区仍为六个，西北局、华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东北局。各大区第一书记为，西北局刘澜涛，华北局李雪峰，西南局李井泉，华东局柯庆施，中南局陶铸，东北局宋任穷。这几个大局分别协助中央领导本区各省，自治区的工作。
刘少奇到了广州，先会见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因为湖南省位于中南区，陶铸和赵紫阳可以说是家乡的父母官。刘少奇对父母官打招呼说："这次我去湖南调查，你们不要派人跟着，就我、秘书、王光美三个人去。我也不住招待所，就跟战争时期一样，直接住到农民家里去。"陶铸、赵紫阳有点不放心，劝他带几个警卫。刘少奇发了脾气，谢绝一切照顾，第二天，就坐客运车到了湖南省。只见沿途红旗如林，但地里人很少，大概是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偶尔看见一些妇女小孩在地里游荡着，刘少奇便叫车停下来，走到地里去看看。啊！只见这些妇女儿童个个鸠形鹄面，在地里挖野菜。路边上的树皮已被剥光，白森森的树身令人触目惊心。刘少奇问一位挖野菜的少女："家里还有粮食吃么？"这位少女熟练地回答："有，我们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刘少奇又问："既然有粮吃，为什么还来挖野菜？"少女熟练地回答说："顿顿吃米，腻了。想换换口味呗。"换换口味？刘少奇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位少女撒起谎来这么熟练，连个磕巴也不打，显然训练有素。他不由得想起周恩来说过的风马牛干部来。这几年提拔了一批刮风、拍马、吹牛的干部--风马牛干部，不但自己大说假话，还逼着群众大说假话。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情况，谈何容易。
果然，在湖南农村调查一开头就不顺利，奉命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干部，群众看来都是挑选的积极分子，他们脸上的气色也比一般群众好些，座谈会一开始，他们就大谈形势大好，收成是如何的好，口粮是如何的多，持续跃进计划是如何的大，指标、数字、百分比应有尽有。人人口若悬河，倒背如流，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刘少奇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大家鞠了个躬，恳求道："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对我讲点真实情况，讲点真话好不好？我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树皮都给剥光了，你们在这里大吹牛皮，朝我冲壳子，对得起乡亲们吗？"参加座谈会的人面有愧色，个个低头不语。刘少奇见此，便叫散会。
回到借住的厢房里，刘少奇对王光美感叹地说："我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可见了解情况不只是开开座谈会就能办到的，有时还得经过曲折的斗争，需要充足的勇气。"王光美点点头说：
"你说得很好，那些风马牛干部有恃无恐，他们后面有大人物。"一语未了，忽然村子里喧闹起来，秘书匆匆进来报告："民兵捆人了！”
刘少奇、王光美出去一看，果然民兵捆着几个妇女过来，刘少奇一眼认出，那位撒谎的少女也在被捆之列。刘少奇忙问那位领头的民兵："她们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捆他们？"民兵们说："这是队长的命令，她们破坏生产，攻击大跃进，给党抹黑。"刘少奇命令道："挖点野莱，就是给党抹黑吗？放了他们。"民兵说："没有队长的命令，我们不能放。"一个不放，一个要放，正争执间，队长走了过来，大吼一声："不能放，都关到队部去。"刘少奇生气了，大声命令道："我命令你放了她们！"队长反唇相讥道："你是谁？有什么权利命令我？你不就是中央下来调查的干部嘛！"刘少奇说：
"我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我有这个权利。"队长哈哈大笑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带这么两个人来调查？我看你是存心跟我们捣乱。"刘少奇看队长这么蛮横，命令秘书："给县里打电话，刚张平化来。"队长一看这架势，才有点害怕，便叫放人，那位少女哭哭啼啼地跟着大家回去。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县委书记来到大队后，立即把队长找来训了一顿，村里的人们才知道这个白发老头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顿时把他包围起来了。刘少奇向大家鞠个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县、省、中央都有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顶住瞎指挥的歪风。大家都来顶，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犯颜直谏。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气氛。不讲民主，不怕杀头，顶多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有的人以权威自居，批评不得，这是要跌跟斗的。”
随后，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当即拍板，解散食堂，把粮食分给农民。由于农民的锅都在大炼钢铁中送进了土高炉，现在做饭都成了问题。刘少奇同省委书记研究了一下，让有关工厂快造出一些铁锅来供应农村。
刘少奇这样一路调查下去，最后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自从投身革命后，刘少奇已是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离家时，尚是一少年，归来后，已是苍然一老人，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物，刘少奇心里激动不已。本来，功成名就，荣归故里是中国人的一大快事，但今日归来，刘少奇却心情沉重，怎样赶快扭转农村的困难形势呢？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汉高祖刘邦荣归沛县时所作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土兮守四方。"刘少奇叹口气，对邻坐的王光美说："何得良策兮安四方。"王光美点点头说："我也正想着刘邦的大风歌呢，是啊，何得良策兮安四方。你是国家主席，良策要你出。”
花明楼炭子冲是丘陵环抱的一块小平原，老乡们并不知道刘少奇要来调查，所以未作任何准备。5月13日，大队干部看见一辆小汽车开来，还以为是来采访的记者呢。车门开了，刘少奇从车里走出来。大队干部以为是看花了眼，擦擦眼睛仔细看时，确是刘少奇主席。大队干部慌了手脚，忙着要去安排食宿，刘少奇止住了，提着行李向自己家里的旧居走去。
父亲、母亲都辞别人世了，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都不在了，但旧居的房子仍保留下来。这是一所在湖南农村常见的那种居所，与一山之隔的韶山冲的毛泽东的旧居的格局极为相似。刘少奇走到旧居门口，看到门上方挂着"刘少奇同志旧居"的木牌，命令队干部："把牌子取下来。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搞这种个人崇拜。"走进房内后，刘少奇看到房里都是照片等陈列物，生气地说："这是搞么子名堂嘛，这些东西统统撤下来，房子分给困难的父老乡亲去住。"队干部不想撤，刘少奇、王光美自己动手撤，队干部无奈，只好帮着一起撤，准备等刘少奇走了以后再恢复起来。
刘少奇要了几块木板，在过去自己住的那间房子里搭了张床，和王光美住了下来，请来过去的几个老朋友来一起叙叙旧。二叔和老倌都是刘少奇幼年时的朋友，过去一起在刘少奇父亲私塾里读过"人之初，性本善"，这次相见，大家高兴不已。刘少奇为了招待老友，特别想办法搞了一点酒，全国正闹灾荒，也没有什么菜，炒了一盘鸡蛋，大家边喝边谈，分外亲热。
刘少奇问二叔："陈二叔，家乡灾荒闹的这么厉害，怎么县汽车队一车车把粮食往外运，大家都不动啊？"陈二叔说："共产党对咱们有恩啊。一解放，就给咱们分了土地，眼前虽然有困难，但咱们得帮着党去克服这个困难，怎么能干那种事呢。"黄老倌接着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刘少奇听了，不由得流出两行热泪，对两位老人说：
"我感谢你们这两位老朋友对我说了真话。为这，咱们干了这一杯。"老乡们从地里回来，听说刘少奇回来了，都跑来看他。刘少奇把大家让进房子，对大家说："我一走四十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们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之后，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去扒了我的祖坟！"父老乡亲们听了，个个热泪盈眶，争着和他说起这几年的事来。
刘少奇在花明楼公社调查了四十天，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结束了调查回北京了。
周恩来结束了在河北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结束了在京郊的考察，都已回到北京来了。
毛泽东还没有回来，他正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可以说是毛泽东调查的一个结果。原来他一路南来，发现去年、也就是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以及生产小队内部社员之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农村形势就不能较快地扭转，于是于此年，也就是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条例》，经过试行修改，取消了不得人心的部分供给制（实际上基本供给不了什么）和公共食堂，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而且还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
党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也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对过去被批判的党员和群众实行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和职务。
对工业的调整也开始进行。
由于八届九中全会仍认为1960年那些虚报的粮食产量是可靠的，钢的生产能力是稳定的，所以全会通过的1961年的计划数字中的钢产量1900万吨和粮食4100亿斤的指标虽然与1960年基本持平，没有大的增长，但由于1960年的产量数字水分太大，所以工业的调整成效不大。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后，督促和组织经济计划部门摸底调查，查清了这几年来的粮食实际产量：1958年4000亿斤（庐山会议"核实"为5000亿斤）"；1960年2787亿斤（原估计370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钢和其他许多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下来。1961年的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至850万吨，粮由4100亿斤降至2700亿斤。当年完成的备主要项目的产量与此基本相符，粮食略有回升，达到2950亿斤。
在工业调整中，大力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李富春、薄一波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叫工业七十条）。在这个《条例》的指导下，工厂企业原来被"大跃进"破坏了的规章制度又建立起来，逐步消除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度松弛，经济核算制松散，生产率降低等问题，国营企业的秩序稳定下来。
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错了的都要甄别。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2年3月，周恩来在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于广州召开）上讲话，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这一论断其实只是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的论断。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不讲科学规律蛮干的"大跃进"运动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还是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明确反对。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毛泽东用沉默回答了他。这就说明，毛泽东并不同意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兆示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可能会出现大的反复。
这时中印边界上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印军的直升飞机经常飞到中国境内，给深入到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空运作战物资。中苏边界上也有一些新动向，苏军在边界上活动得很厉害，苏联驻新疆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和伊犁的领事馆的官员频频和一些人接触。在广东深圳，一些人不断地偷渡到香港，又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港英当局对中国公民非法人境已提出抗议。周恩来忙着处理这些事件，又要按"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忙得不亦乐乎。刘少奇从湖南回来后，看到周恩来时，简直快认不出他了，只见周恩来脖子变得细长，以前挺合身的衣服现在像个大褂子一样在身上直晃荡。刘少奇担忧地劝道："恩来，你要注意身体，适当吃点肉。你累垮了，这一大摊子事谁来干。"周恩来不以为意地说："主席不吃肉，你也不吃肉，你们两位主席倒是要吃点肉。我嘛，没有关系。小平最近看了很多材料，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我觉得很好，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刘少奇很感兴趣地问道：
"什么主意？"周恩来说："三自一包……"他正要详细解释时，西花厅来了电话。周恩来一听，对刘少奇说："印军又在边界上捣乱了，我回去处理一下。"刘少奇说："你赶快去吧。”
周恩来刚走。邓小平来看刘少奇，刘少奇问道："听说你想出了个好办法，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到底是什么办法呢？说出来我听听。"邓小平笑道："是总理给你说的吧？其实，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的。你还记得吧，去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你汇报过，安徽宿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于1960年向大队提出到荒山上去开垦荒地。大队干部一想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些粮食岂不更好，便同意了。这位老农上山一年，开了16亩地，打了几千斤粮食，喂了猪，养了羊，不仅自己的温饱解决了，还上交公社近两千斤粮食。消息传开，宿县农民要求把土地包给农民自己种，安徽省委试了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组织方法上作一些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制。"刘少奇说："这件事我知道，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单干。"邓小平拿出烟，给刘少奇一根，然后给刘少奇和自己点上烟，抽了一口说："说到单干，我想去问一下柯庆施同志，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是不是单干？难道一个方向盘三个人掌着就是社会主义，一个人掌着就是资本主义？我看三个人同时掌方向盘汽车非翻了不可。纺纱厂的女工也是一个人看一台或两台机子，这也是单干嘛。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刘少奇点点头说："我看这个办法对，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也多次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让人家试一试嘛。”
接着，两人又商量了一下纠"左"的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又是实际上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他感到不开一个大会，从根本上扭转全党的认识，要纠"左"是很难的，只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时间不能再等了，拖延一天，就要饿死一大批人。他试探地问邓小平："明年1月召开一个全国四级干部会议，彻底扭转全党的认识，你看怎么样？"邓小平是书记处总书记，听了刘少奇的建议，立即发挥他的职业专长，粗略计算了一下，四级干部会，即中央、省市、县四级干部，加起来何止万人，便提出具体方案："县一级干部，只限于第一书记。就这样开会人数也有七、八千人呢。”
两个人正商议得起劲，丰泽园来了电话。刘少奇接过电话讲了一阵，最后挂上电话，对邓小平说："主席又来电话催了，人民公社的核算一定要以队为基础。主席现在可是急了，已经就这个问题向全国发了几次通知了。"邓小平说："成千上万的人都饿死了，不急行吗？现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不能等到明年了。我建议，一要给农民一点自由，实行责任制。二立即解散全国农村食堂，口粮发给农民。三下放城镇人口2千万。"刘少奇说："我完全同意，再和总理商量一下，说干就干。再有两年不解决问题，天下非大乱不可！”
刘少奇正想找周恩来商量一下，没想到周恩来神色紧张地进来了，刘少奇知道一定发生了特别紧急事情。果然，周恩来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的存粮光了，商店里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已被抢购一空，市面上谣言不胫而走，人心惶惶，怎么办？
刘少奇、邓小平听了这个消息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三大城市、几千万人，中国人口文明的精华所在。城市和农村不一样，一旦断粮，毫无办法可想，大城市更是不堪一击，只要断粮一星期，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一拍桌子，果断地喊道："一定得想办法调运粮食，从其他省调，下死命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调粮省份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三大城市。"刘少奇立即拍板："好，事情就这么定了，请小平协助总理筹划一下，我马上给各省写通知。"周恩来提醒道："要不要给主席汇报一下？"刘少奇想想说：
"也好。"刘少奇拨通丰泽园的电话，问道："主席起来了没有？起来了，请主席接电话。是主席吗？我是刘少奇啊。有一个重大问题向你报告。上海、北京、天津的三大城市的存粮已经用完，市民们马上就要断顿。喂……"电话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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