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周恩来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暗吃一惊，怎么这件事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他仔细地读完这篇文章，心情异常沉重。很明显，这次批判不同以往，是大有来头的。从1962年以来，报纸上每天都登大块批判文章，批《李慧娘》、批《北国江南》、批《早春二月》，批《舞台姐妹》，批"合二而一"，批"让步政策"，批"经济价值"，骂孟超，骂翦伯赞，骂孙冶方，骂杨献珍。这些人都是文化人，而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吴晗却是北京副市长。姚文元敢批北京市副市长，直接在北京市市长、中央书记处副总书记彭真头上动土，没有最高领导的同意行吗？说不定，这篇文章就是最高领导授意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搞这么大的动作，自然不会仅仅为了搞倒一个副市长，大概也不会单为打倒彭真，那么，还有谁呢？周恩来蓦地想到了北方局，他不禁打一个寒噤。
过了两天，消息传出来了，姚文元的文章果然是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由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的。本来江青先是要在北京找几个人写这篇文章，但北京没有人愿意写，于是江青就想到了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找柯庆施去。江青于是立即南下，找到了柯庆施，对他说："柯老，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事要办，别的地方找不到人，主席让我来找你。"柯庆施谦恭地说："是什么任务，江青同志你就交给我吧。"江青说："好，我就知道柯老肯定会支持我，主席常夸你呢。你还记得去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主席和刘少奇的一场争论吗？”
提起这个问题，柯庆施是太知道了，他是政治局委员，就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嘛。那是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办法，讨论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后一个文件和前十条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上半年开展起来的。当时，湖南省和河北保定地区在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湖南和河北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而广之。接着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前十条》），指出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尤其着重教育干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经济，具体地说，就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故简称这个运动为四清运动。接着刘少奇又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去河北省桃园大队摸底调查，这个地方正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地方。王光美带着工作组进村来，一不凭吊名胜古迹，二不找干部了解情况，一头扎到贫下中农里，摸底调查，秘密串连，其景象与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土改队长到村屯里发动土改的情形一模一样。桃园大队干部眼看自己一下子成了革命对象，不禁人心惶惶。
王光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桃园扎根串联，发动社教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抓出了个桃园经验，把社教运动推开了。”
1964年5、6月，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做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
在桃园经验的基础上，刘少奇又主持制定颁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也叫做"后十条"），决定社教运动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运动。这样一来，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有的地方混淆了两类矛盾。
此年，也就是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举行。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刘少奇在12月15日提出的关于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在城市举行的"五反"（后来也改称为"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被称为"十七条"的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在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论起来。刘少奇问毛泽东：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腐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少奇争辩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强调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的诗写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刘少奇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了反问刘少奇：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这场争论过后，就到了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中央领导人、大区书记、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吃饭，过生日。这顿饭气氛异常紧张，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讲话："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已经老了，也许不久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人人都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语气中有几丝浓浓的悲愤之感。这时毛泽东提高嗓门说道："今天李敏没有来，她没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没有回来，下乡了。"他讥讽和恼怒地说："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客气地大声问李富春："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
李富春知道，由于自己和毛泽东关系很深，毛泽东要批评什么时，经常拿他做个话头，说的是自己，批评的可是别人。毛泽东说起自己来毫无顾忌，只是更显得二人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李富春听了毛泽东的话，只是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却是心情沉重，他们听得出来，既然毛泽东说"你们"，那就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还会有谁呢？
12月28日，毛泽东手里拿着《党章》和《宪法》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晃晃这两本文件，不无恼怒地说道："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又是一个"你们"。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便在中间拨火添柴，加剧了两人的分歧。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一直开到过了年的1965年1月。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停止下发，会议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工作影响下各地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是却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抬起头来。
两位中央主席在会议上公开干起来了，与会者吓得心惊胆战。柯庆施、康生纷纷抢着表态：主席的说法符合马列主义，社教的重点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也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便提议道："说中央有后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但可能在中央的一些部门里有他们的后台，是否改成'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他人一听，也都觉得这样改较好。
会议散后，毛泽东又叫来秘书在文件的前面写一段话，把刘少奇说的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观点狠批一通，指出这些观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通过了，但毛泽东很不痛快，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才慢慢入睡。柯庆施想起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关心地问道："那次会议，刘少奇把主席气坏了，主席最近身体好吗？"江青看看周围，小声地对柯庆施佯装不懂地说："主席很后悔，说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看错了人，现在必须回到一线主持工作。"柯庆施高兴得直点头："早该如此了。那么主席有些什么战略部署呢？"江青再次看看周围，神秘地说："我就是为此来找你的。先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柯庆施佯装不懂地问："为什么呢？写海瑞可是主席在上海会议上讲的。"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主席当年讲，海瑞敢讲真话，骂嘉靖皇帝是家家皆净也，可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又哭得死去活来，是真忠臣。可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什么？是为彭德怀翻案！"柯庆施又装糊涂："这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吴晗，非党人士，区区副市长，何以这样大动干戈？"江青不满地说："柯老，你怎么不听话了？你想想，三十年代的北方局书记是谁？"柯庆施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连擦冷汗，赶紧解释道："我明白了，江青同志。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一个是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这两个人有理论，文笔好，足以担当重任。"江青满意地说："好，我见见他们吧。”
柯庆施心里明白，这事慢不得，当即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找来与江青见面。江青过去多次来过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见过面，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所以见面以后，江青没讲几句客套话就布置任务："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写一篇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此事关系重大，全中国只有主席、我、柯老，再加上你们俩知道，你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文章要写的快，写得好。现在是3月，10月份要定稿。"张春桥、姚文元眼见江青，也就是毛泽东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又高兴，又紧张。
从此，张春桥经常来往于京沪，见了熟人，只说是来听现代戏的，乘人不注意，一头钻进接头点，和江青讨论稿子。到1965年10月底，稿子如期定稿。11月10日，这篇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登了出来。考虑到种种原因，只署了姚文元一个人的名字。
谁知姚文刊出后，除了华东局所管辖的几个省的省委机关报作了转载外，北京的全国性报纸都没有理这个茬。非但如此，书记处副总书记彭真还向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江青眼看全国报纸都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主席，他们都是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毛泽东想想，果断地说："让上海印小册子，全国发行。给我要北京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对全国报纸转载姚文作出安排。”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请书记处副总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转载姚文问题。大家按照开会的时间，一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着。过了一会儿，彭真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下来，问邓拓："老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这时的处境很为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不对的。吴晗写海瑞戏是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他写海瑞戏是开始于上海会议，几个月后才出现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两者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况且，今日批了海瑞罢官，明日又会怎么样？彭真不由得看了邓拓几眼，为他担起心来。这位邓拓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引蛇"不力，被调离《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当了一名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前几年他为《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篇杂文，后来还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吴晗、廖沫沙等市领导合作为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了一个专栏，名字叫《三家村札记》。彭真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欣赏他的文章，但也对其中的《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感到吃惊，他知道这两篇文章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写的，果然不久，他就听到了从上面传下来的风声。
彭真明白，他反对转载姚文，可能会遇到打击，乃至不幸。但他是书记处副总书记，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政治大决斗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党的干部，为了中华民族不致沦入一场大灾难，他决计牺牲自己，尽力遏制这个来势凶险的"左"祸。
经过讨论，大家感到周恩来过问此事，不转载是不行了。彭真说："转载可以；但一定要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不要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后决定先由《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其他报纸依次转载。彭真作了这些部署后，怕吴晗精神上受不了这种打击，便把他找到国际饭店，对他交了底鼓励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感激地点点头。这几天，吴晗坐卧不安，茶饭不思，他本来就瘦，这一来就更瘦了。
国际饭店正在开市委工作会议，吴晗走后，彭真找邓拓商量说："老邓，你来写一篇文章，从学术的角度上批批吴晗，也可以为学术讨论引引路嘛！"邓拓想了想说："那就写一篇从海瑞罢官谈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吧。"彭真赞许地点点头："我看这个题目就好，你先写，写出后我再看看，由我修改定稿，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在作了这些部署后，彭真又准备起草汇报提纲。原来为了领导文化批判运动，中央已于7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彭真任组长，康生任副组长，陆定一、许立群、姚溱是组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界争论较多，也有人想把《海瑞罢官》往政治上扯。彭真感到自己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有责任制定一个向中央提交的文化批判汇报提纲，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国，正确地引导运动。彭真把自己的想法向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汇报了，他们也觉得很有必要，让他快点写出来，送毛泽东审阅，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在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
多事之秋，日月如梭，眼看着就到了1965年的年底了，在京的中央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赴上海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参加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个个都心事重重。自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全国的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毛泽东在杭州又是指示周恩来督促彭真转载姚文，又指示上海新华书店印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江青、张春桥活动得很厉害，江青经常南下，张春桥经常北来，而且每次来行动诡秘，看来下面还有大文章。凡此种种，已使中国政坛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现在毛泽东忽然又要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不知又要整谁了。
1965年12月初，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汇集上海，毛泽东和南下的中央常委们打了招呼，这次会议是专门解决总参谋长的问题的。据吴法宪写信揭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罗瑞卿曾托他转告叶群，要林彪下台，不要管军队的事了，军队的事由他罗瑞卿管就可以了。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明明是夺军权嘛！"刘少奇、朱德等人听了，确实大吃一惊，罗瑞卿平常工作不错嘛，怎么会夺军权。
明天就要开会了，会议驻地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在林彪的住所里，有两个人正在紧张地进行谈话。一个是林彪的夫人叶群，一个是继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按着林彪的要求，已经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揭发罗瑞卿通过刘亚楼传话夺军权。但他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见识过中央政治局斗争的大场面，一听说要他在明天的中央常委会上发言，不禁心惊肉跳，汗水顺着胖胖的脸流下来。叶群给他打气说："你怕什么，罗瑞卿和刘亚楼谈话是在病房里，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现在刘亚楼已经死了，你揭发他们谈了些什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你怕什么？"吴法宪流着口水说："不怕，不怕。"叶群鼓励道："这就对了，另外告诉你，林总已经通知总参，把你的级别由六级升为五级。"吴法宪赶紧表示忠心；"你转告林总，我跟罗瑞卿誓不两立，林总指到那里，我就打到那里。”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一召开，吴法宪又拿出当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整彭德怀的劲头，大喊一声"我揭发"，在得到允许后，便慷慨激昂地揭发起来："罗长子在我们空军活动得很厉害，他对刘亚楼司令员说，有四条意见请他转告叶群，一、林彪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得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瑞卿还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马列主义顶峰。刘亚楼司令员后来识破了罗长子的阴谋，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要我向中央揭发。"吴法宪的话使常委们吃了一惊，刘少奇问叶群："刘亚楼是否向你转告过罗瑞卿的那些话？"叶群镇定地说："讲了，我来揭发。"她拿过麦克风，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对罗瑞卿大泼污水。刘少奇虽然不大相信这些话，但唯一的证人刘亚楼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啊！为了确证吴法宪和叶群的揭发是否属实，中央常委决定调查一下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这么大的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死荣辱，刘亚楼不会不向自己的夫人说的。
吴法宪听说中央要调查翟云英，慌了手脚，连忙跑到叶群这里来讨教。叶群狠狠地说："吴胖子，你已经出了头了，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底才有生路。你要是半路退出，林总不会饶你，人家也不会放过你。栽赃陷害总参谋长，最轻也要判你个死缓。"吴法宪听了汗如雨下，哀求道："你不要吓我了，赶快教我个法吧。"叶群眼一转就有了主意："去找翟云英，让她写个证明不就得了。"吴法宪担心地说："她要是不写呢？"叶群突然发怒，骂道："你怎么这么废物，你手中的权是干什么的？”
叶群的布置正赶到点子上了，以后调查人员去问翟云英时，翟云英说，她曾看到刘亚楼在临终前向她伸出四个手指头，似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就去世了。中央常委一商量，认为罗瑞卿确实讲过四点要求，必须把他的总参谋长拿掉，让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决定总长易人后，派了一架飞机去接罗瑞卿。
罗瑞卿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大比武，他眼里看着比武场上龙腾虎跃的战士展示着高超的军事技能，心里却不时掠过一种不祥的感觉。今年2月，他去上海向林彪汇报自己的工作，林彪对他异常客气，笑眯眯地说："十个大将，陈赓已在前几年病逝了，现在的几位，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长子你还能用谁呢？"罗瑞卿不知林彪为什么这样客气，想着正好可以乘林彪心情好时汇报工作，便兴致勃勃地汇报起全军大比武的情况来。林彪耐心地听着，等到罗瑞卿讲完了才慢慢地说："罗总长，抓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可不能冲击了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引导全军学好毛主席著作。你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身，希望在这方面多出些力，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军队忠于毛主席。"罗瑞卿一听林彪的话里有一种强调突出政治忽视军事训练的意思，便老实不客气地说："林总，我有一点想法。你的一些话总带有一些绝对化的味道，什么顶峰呀，最高呀，都到顶了，思想还怎么发展？"林彪没有想到罗长子这么不识抬举，气了个半死。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罗瑞卿又去看了刘亚楼。刘亚楼患肝癌在上海住院，罗瑞卿问了一些病情，安慰他说："老兄放宽心吧，就凭你这身体，再加上治疗，我保你还能再干四十年！"刘亚楼伸出四个指头，苦笑着问道："四十年？"他摇摇头没有再说话。
罗瑞卿绝对没有想到，他离开医院后几天，林彪、叶群先后来了医院，把人都支走，和刘亚楼单独谈了话。罗瑞卿回京前，又去看了刘亚楼一次，刘亚楼断断续续地说："感谢你来看我，我可能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罗瑞卿给他掖掖被子说："好好养病吧，别胡思乱想了。”
起初，罗瑞卿对刘亚楼的话不太在意，一个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正像中国的一句古话说的那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后来越想越不对劲，一种直感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不说别的，就拿林彪来说吧。林彪过去对自己的部下很少说客气语，但对自己很亲热，前几天离开上海前去见林彪，林彪还很亲热地拉他吃糖。难道他就不忌恨自己顶了他，罗瑞卿想到这里，感到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向自己撒来。
罗瑞卿在昆明的视察还没有完，突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了一架专机来接他去开会。罗瑞卿搞过多年保卫、公安工作，凭经验判断，这次去开会凶多吉少。果然，他在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一群保卫人员送上汽车直接开到会场，一位他素来敬爱的中央领导人在外面等着他，一看他从车里钻出来，便上前打招呼说："你来了，林彪同志揭发了你，向主席写了信，揭发你让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你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罗瑞卿听了眼前一黑，自己的担心果然被证实了。只是这场横祸来的这么突然，这么离奇，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不过他有信心洗刷掉林彪泼向自己的污水，他以为，只要中央领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林彪的阴谋就会败露。
然而罗瑞卿，这位声名赫赫的老公安部长，像当年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一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来到会场准备辩解，但没容他说上几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一拥而上，把他的话堵回去，而唯一可以为他作证的刘亚楼已经作古。
死无对证，罗瑞卿骤然想起了办案的这一最大的忌讳，顿时全身冒出冷汗来。他明白了，现在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罗瑞卿打下去之后，心中十分得意。这半年多来，他一直与毛泽东住在南方，共商文化革命大计。林彪几经试探，见罗瑞卿不肯为己所用，便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中伤罗瑞卿，提醒毛泽东，在这个非常时刻，防止军队出问题。毛泽东也怀疑罗瑞卿在军队中调兵遣将，搞大比武，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便同意解决罗瑞卿问题，以稳住军队。罗瑞卿被收审后，毛泽东又调兵遣将，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正当林彪高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几年来，他收到了好几封匿名信，都是揭发叶群的，其一是说，叶群在与林彪结婚前已经不是处女；其二是说，叶群是个假党员。这人是谁呢？看此人对自己行踪这么熟悉，肯定出自党的高层领导圈内。此人不除必遗祸患。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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