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陶铸在合肥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巴掌打在粉墙上，粉皮都掉了下来，留下了一个清晰的手印。护士虽然看着不忍，但因为没有上级的批准，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陶铸受罪。
陶铸病危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办负责人立即通知专案组赴合肥，处理有关问题。
这时，有关刘少奇病危的报告也不断被送到中办负责人的办公桌上。刘少奇是10月17日晚离开北京的。从1968年10月以来，刘少奇百病齐发，已完全不能进食，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1969年10月17日晚，中办负责人来到刘少奇的房间，通知他立即离开北京。护士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偏过脸去，不看这行字。中办负责人命令："立刻转移。"刘少奇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身上没有穿任何衣裳，医务人员遂拿了一条缎被裹在他的身上，把他往担架上一放，送进救护车，向机场疾驰而去。当夜，专机降落在河南省开封机场。几个医护人员登上舷梯，进入客舱，只见地板上放着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他没有穿任何衣服，一条粉红色的缎被裹着他的身子。患者大概至少有一年多没有理发了，银白色的头发有一尺多长，散乱地披在头上。这些医护人员仔细地看了看，个个暗中吃了一惊，这不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吗？怎么今日流落到了这个地步。有人不禁鼻子发酸，但也不敢哭出声来。
救护车疾驰着，来到开封市的一个小院，这个小院里有四栋三层楼房，前后左右都不临街。小院过去是金城银行的行址，建国后成为市人委的一个院子。刘少奇来前，地方部门已对小院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一切无关人员都被清理出去，围墙上架起电网，院外有重兵把守。
刘少奇在晚上被送进了小院西楼的一个房间。由于他的肺炎一直未好，晚秋深夜在路上颠簸，又没有穿衣服，受凉发烧，肺炎复发，呕吐不已。大家都明白，他已活不了几天了。但是刘少奇不想死，他主动配合医生护士进行治疗，他要活着看到林彪江青垮台。
刘少奇的卫士长眼看刘少奇生命垂危，而治疗却十分马虎，于是连夜赶回北京，向中办负责人报告。负责人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先休息一天，明天再汇报。"说完放下电话。卫士长老李无奈，只好等明天再说。是日深夜，老李躺在床上，心却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开封。那里，国家主席刘少奇危在旦夕，正翘盼着他的救援，怎能安睡呢。他思前想后，直至深夜，才朦胧睡去。忽然，电话铃声把他吵醒。深夜电话，定有非常之事，他跳起来接过电话，原来是中办负责人来的电话："刘少奇已于昨日死去，你立即回开封去。"老李惊得半天都没有放下电话耳机。他回过神以后，赶快取了一些衣物奔往机场。
次日凌晨，老李赶到开封，进了西楼，却不见有刘少奇的遗体。医护人员引着他到了地下室，只见刘少奇的遗体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蒙着一个白被单。老李揭开被单一看，只见刘少奇临终时因痛苦挣扎，脸已变形，嘴部尚有血迹。老李悄悄地问护士："咋死的？这么快？"护士不敢讲。老李再三请求，护士看左右无人才悄悄告诉他："11月10日晚他又开始发高烧，我们报告了领导，要求派人来抢救。不知为什么，抢救的医生一直没有来，无法确诊，只好按肺炎治疗。至11日深夜，病人体温上升到41℃，瞳光反应消失，第二天6时45分心脏停止跳动。两小时后，抢救的医生才到这里。”
一切都明白了。老李强忍悲痛，把带来的一套旧衣服套在刘少奇光着的身子上，又给他剪去蓬乱的长发，刮了刮睑，算是整了容。目前他能做到的，就是这些了。
天亮了，专案组命令把刘少奇的遗体抬上来放在院子里，摄影师前后左右拍了好几张照片。照完像，专案组又命令把刘少奇的遗体抬进原是金库的地下室过道里，锁上了半尺厚的铁门。
11月15日零点，一辆六九吉普车驶进了这座小院，专案组人员指挥士兵把刘少奇的遗体抬出来，放在吉普车上。车子装不下刘少奇的躯体，就索性让两只脚露在车外。吉普车向火化场驶去，刘少奇遗体的两只脚在车外磕磕碰碰。深夜里开封市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车，只有这吉普车全速行驶着。
火化场已被告知有个"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体要来火化。根据上面的要求，火化场只留下了两名工人，其他人全部撤离，一个排的部队在火化场上严密持枪警戒。中办的一个人填写着火化单：
骨灰编号：一二三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现住址：××××部队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七十一性别：男填写完毕，他命令"火化"。刘少奇的遗体被工人推进了火化炉。火化完毕，专案组负责人把参与此事的人召集到一起，宣布对今夜之事要严格保密，任何人不得泄露出去。随后他们定了一桌酒席，一是为自己压惊，二是庆贺他们完成了任务。
中办负责人接到刘少奇专案组的报案后，放下心来，总算没有出什么事。没有几天，他又得到报告，得知陶铸已于11月30日22时15分死去，他又命令陶铸专案组速赴合肥处理。专案人员走进陶铸的房间后，只见他圆睁双眼，怒气冲天。专案人员吓得大叫起来："他没有死啊！"护士扶住他说：
"他死了。"说完，她走过去揉了揉陶铸的眼皮，合上了眼睛。陶铸比刘少奇要幸运些，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的遗体往合肥火化场拉去。陶铸的遗体穿着一件黑呢大衣，外面罩着白被单。火葬场已被告知，来火化的是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的遗体。火葬场上只留下了两名工人，其他人都奉令离开。监护人员穿着白衣服，戴着白口罩，确乎是烈性传染病的医护人员。专案人员填写火化单，死亡人姓名：王河，骨灰寄存者姓名：斯亮。
火葬场办手续的人不知道，斯亮就是陶斯亮，是陶铸的独生女儿。火化单一填写好，陶铸的遗体被推进火化炉。文化大革命中喊得震天的一句口号是"打倒刘、邓、陶"。刘、邓、陶三人中，刘、陶已遗恨仙逝，邓小平怎么样了呢？邓小平此刻正在江西南昌的一个步校中，过着囚禁的生活。由于毛泽东在九大上的一句话，邓小平没有遭到刘、陶那样悲惨的命运。
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以后，中办负责人通知邓小平、陈云、王震疏散到江西去。周恩来得知后深为忧虑。他知道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中共省革命委员会核心组组长程世清和林彪非常亲近，前些时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在林彪副主席家作客》，把林彪写成一个艰苦朴素到极点的清教徒，由于瞎话编过了头，人们都把这篇文章当笑话说。现在这么多老同志要到江西去，江西省手握大权的又是这样一个人，周恩来真不放心，想着应该给江西提前打个招呼。
10月18日上午8时，周恩来拨通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电话。周恩来问道："你是程世清政委吗？"对方已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回答道："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政委下乡去了，杨司令员也下乡去了。我在看家，我叫程惠远，现在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周恩来一怔，主要负责人都不在，转而一想，这个办公室主任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具体事情都是他负责落实的，只是不知道他和程世清的关系怎样，便在电话里问道："我是周恩来啊！你是同程世清政委一道从济南部队调过去的吗？"程惠远回答说："我不是从济南部队去的，是从中央军委装甲兵司令部调到江西的。”
周恩来听说程惠远是从中央调去的，不觉松了一口气，在电话里通知说：
"中央有个决定，请你向程世清政委和其他同志讲一下。最近一些中央首长要到江西来蹲点调查，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陈云同志有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王震同志是全家都去。都是老同志了，让他们住好一点，房子装上暖气。老同志去了后可以到处看看，适当参加一点劳动，到干校去玩玩，可不要把他们当劳力使，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身体又都不好。"程惠远答道："总理的意思我明白，我会尽力做好这件事的，总理放心吧。”
周恩来见这件事交待清楚了，便又交待第二件事情：这件事讲起来比较难讲好，周恩来不得不字斟句酌："还有第二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中央办公厅给你们打招呼了没有？邓小平夫妇二人也要到你们那里去……"讲到这里，周恩来听见程惠远惊叫了一声，知道他此时心情紧张，便解释说："对邓小平的问题，主席已经在九大说了话。主席说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九大后邓小平一直在家读书。他到你们那里，也可以搞点调查，参加一点劳动，住的地方也要稍微像个样子，出了问题咱们都不好向主席交待噢。我再次给你们打个招呼，这几个同志下去，你们要照顾好。"周恩来停了停，又意味深长地说："这几位同志下到江西，你知道是谁安排的吗？我告诉你，最近主席从你们江西回来，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你们好好领会主席的指示。"程惠远连连说："我明白，我明白，总理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程惠远把周恩来的指示整理出来后，立即向在家的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作了汇报，接着乘坐吉普车向位于安徽边缘地区的婺源县驰去。程世清正在那里蹲点，程惠远要向他面报周恩来的电话指示。婺源距离南昌有350公里，程惠远行至中途景德镇时，天色已黑，人困马乏，草草漱洗用餐后，就上床熟睡。忽然服务员进来把他推醒，原来是省革委会给他来了紧急电话。程惠远连忙披衣去接，只听省里负责人告诉他："现在传达林彪副主席一号命令，从北京疏散下来的走资派，很快就要到江西接受劳动改造。"程惠远放下电话，好生奇怪，这个电话的精神和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到底服从哪一个指示呢？他不敢耽搁，第二天一早又驱车向婺源驰去。程世清听了程惠远的报告后，半天没有说话，到底该听哪一个的指示呢？
当然，他首先想到的是应该听林彪的，他和林彪的关系已经很深。调来南昌后，他在南昌用一百天的时间修起了一座可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号称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媲美的"万岁馆"，馆中陈列有两幅油画，一幅是再现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一幅是描绘红军当年挑粮，朱德与战士们在树下休息的画面。这两幅油画及历史事实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不过，程世清现在却叫人把朱德换成了林彪，是林彪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握手会师，朱德的扁担也被说成是林彪的扁担。程世清为了巴结林彪，居然敢篡改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那么，现在接到两个电话指示，自然是想按林彪的话办了。
但是，程世清又毕竟是经过戎马生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旋涡中滚过来的人。他转而又想，下来的这几个人不同于其他人。陈云是党的元老，威高望重。王震是深受毛泽东信任，战功赫赫的猛将。他们在九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虽然被称为党内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派，但毛泽东在九大已明确讲了邓小平的问题不同他人，明显含有保护之意，不可对此掉以轻心，何况总理已有明确指示。
那么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个万全之策，遂向程惠远口授回电：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指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对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我们表示欢迎。我的想法是，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后三人先安排住滨江招待所，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分几次向他们作些汇报与介绍，然后把邓小平安置在赣州。至于陈云、王震在什么地方，同他俩具体商量后再定。只要他们同意去的地方，暖气我们给装。周总理对老同志生活上那样关心，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教育。我们打算他们三个人来后，每人给他们配小车一辆。下一段活动以及今后看文件，生活上的问题，我们都作了具体的安排。我们保证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的绝对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1．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2．陈云、王震同志确定来江西前，我们想派人去接他们是否可以？”
程惠远一字一句地记下了程世清的回电。记好后，程世清又反复核对了记录，确认无误后便命令程惠远速回南昌，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听了程惠远汇报后，表示同意程世清的意见，又指示邓小平应安排在南昌郊区为好。程惠远决定把邓小平安排住在南昌市郊新建县内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这所学校现在空着，校内绿树环抱。转过教学大楼，有一条小路通向高岗，高岗上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前后左右是宽敞的院坝，周围绕以冬青树篱组成的围墙。这是原来步校校长的住所，号称将军楼。
10月23日清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偕继母夏培根离开北京，在南昌住了几天，便乘车来到步校，在将军楼住了下来。几年来，邓小平遭批斗，又是在凄风苦雨中离开北京，心绪自然不佳。一进这将军楼，虽然校舍寂寥，但风景宜人，环境优雅，他的心情为之一爽，洒扫房间，陈几安床。转眼寒冬已过，春雨霏霏，桃红柳绿。邓小平等三人，乘着春雨湿润，把院子开成菜地，种瓜点豆，养鸡喂鸭，小院平添不少生机。
军校旁边，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小厂，这就是江西省指定的邓小平劳动改造的工厂，厂长罗明，战争年代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教育科长，参加过上党战役，真正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建国后，罗明任国家公安部某局副局长，后因五九年反右倾下放江西，历经坎坷，现在调到这个小厂任厂长。罗明这天在办公室办公，一位军代表领着一个矮个的老师傅来到办公室。这位老师傅身穿蓝卡工装，脚蹬黄色力士鞋。罗明初未注意，后来定睛一看，天哪！这不是当年二野的邓政委吗？在自己的老上级、名震中外的方面军统帅、中共总书记邓小平面前，罗明竟愣住了。
军代表给双方作了介绍，邓小平过来和他握手。罗明连忙端水递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工厂的情况，然后指着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房说："这间房子空着，如果你累了，可以到这间房子休息会儿。"邓小平没想到工厂对他这么客气，连连表示感谢。
这个小厂是修拖拉机的。罗明考虑到邓小平年纪大了，也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让他当钳工，一个人在一个角落的钳床上锉零件，既安全，进度也完全可以由自己掌握。邓小平一听说让他当钳工，非常高兴："要得，要得。"他往钳台前一站就锉起来。罗明等人见他干活的架势蛮在行，零件也锉得合格，甚为惊讶，问道："?你怎么对钳工技术这么在行？"邓小平客气地说：
"你们以后就叫我老邓吧。小罗啊，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学习马列主义，到法国勤工俭学，学的就是钳工。白天做工，晚上读书，我还在火车头上当过司炉呢。”
罗明这才知道，老首长当年为了革命，还吃过这么大的苦呢，对他更尊敬了，虽然嘴上不好说什么，但行动上处处加以关照。考虑到军校到工厂得绕一个大圈子，罗明叫了几个人悄悄地修了一条从工厂到军校的直线小路。从此，邓小平从军校到工厂再也不用绕大弯了了。日复一日，邓小平在这条小道上来回奔走，工人们干脆把这条小道称为"邓小平小道"。
说也奇怪，邓小平、卓琳到工厂是来劳动改造的，但谁也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什么大走资派。工人们明白，眼下是忠臣落难，他们不但不去歧视他们，反而为邓小平来厂劳动感到荣幸。这些工人在文化革命前都看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描写甲午中日海战的电影《甲午风云》，此片中忠心报国、勇撞敌舰的管带邓世昌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于是他们仿照电影中士兵称呼邓世昌为"邓大人"的办法，在后面都悄悄地叫邓小平为"邓大人"。为了保证"邓大人"的安全，带班工长每天比邓小平早到二十分钟，检查窗户地面和工作台，防止坏人捣乱。卓琳被分在电工班，和她一起的几个女电工成天缠着卓琳讲北京的风光建筑，从中南海水有多深问到国宴上菜有几道。她们也教卓琳做米酒，遇有生活上的难事，总是帮她解决。
文革以来，邓小平、卓琳第一次生活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心情愉快了许多。邓小平来时穿着十分合身的蓝卡工装明显地显紧了。每到夜间，邓小平与卓琳读书学习，谈及工厂工人的深厚情谊，总是非常感慨。同时邓小平也知道了工人生活还相当艰难，怎样尽快地让全中国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呢？在将军楼前面的小院里，每天晚饭后邓小平一圈又一圈地散着步，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虽然还处于监管状态，每天上下班有军代表跟着，但总算有了个稍为安静一点的环境，日子也就打发过去了。只是有一件事令邓小平日夜不安，那就是大儿子邓朴方--胖胖的境遇。文革前，胖胖在北大物理系学习。文化革命中，邓朴方被乱世魔女聂元梓手下的一伙人推下楼去，造成残疾。此刻，他被医院撵了出来，寄宿在北京清河收容所，每天躺在床上，靠用铁丝编纸篓挣几个零花钱挣扎度日。邓小平希望能把邓朴方接到身边照顾，恰好中央办公厅也有此意，让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派人把邓朴方接到南昌，让邓小平的其他四个孩子，邓林、邓楠、邓榕、邓质方来南昌探亲。不久，邓榕上了江西医学院，邓质方上了江西工学院，邓林已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邓楠也已大学毕业。四个孩子都来到了邓小平的身边，该上学的又都上学了，邓小平生活在天伦之乐中，心情也格外愉快起来。
这些宽松的政策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自己寄予厚望？邓小平铺开纸笔，准备给毛泽东写一信，汇报一下自己来江西后的劳动体会。忽然听得几个人上楼来，接着几个军人出现在门口，军代表抢先一步介绍道："这就是程世清政委，这是省军区副司令员陈昌奉同志。"邓小平指着木沙发说："请坐，请坐。"程世清和陈昌奉在木沙发上坐下来。邓小平望望程世清，见他身穿将军呢制服，一副傲慢的姿态，便有点不痛快。陈昌奉过去见过面，他是毛泽东的警卫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经常来他这里办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邓小平也不好同他打招呼。
程世清坐下来，喝了口茶，便问道："你来江西劳动一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啊？"邓小平客气而不失身份地回答说："我已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交给汪东兴同志了，我的情况在信里讲得很清楚了。"程世清碰了个软钉子，又扯起别的话题来，最后又问："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困难吗？我们尽量给你解决。"邓小平还是那句话："我的意见已经在信里讲清楚了。"程世清见邓小平不愿多交谈，打了个招呼，和陈昌奉一起退出来了。
光阴如箭，不觉已到了1970年的3月，邓小平来南昌已经5个月了。这天，邓小平顺着"邓小平小道"来工厂劳动，他在钳台上正锉着零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