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到上海以后，根据双方的协定，就要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突然跟随尼克松访华的国务卿罗杰斯提出，美国在公报上让步太多，
必须对公报的十五处进行修改。尼克松很恼火，对基辛格说："公报我已经点头同意了，现在又突然提出修改，中国人会怎么看？这不是我们说话不算数嘛。"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是啊，可是，明天公报就要发表。"尼克松想想，叹口气对基辛格说："亨利，要不你再找乔说一说。"基辛格脸色沉重地说："好吧，不过，真难启齿啊！”
宴会过后，基辛格找到乔冠华，说了尼克松的为难之处，希望对公报再作一些修改。周恩来设身处地地考虑了尼克松的处境，认为可以考虑对公报再作一些修改。他立即打电话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宽容而坚决："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于是，乔冠华再和基辛格谈判修改，吸取了罗杰斯的一些意见。周恩来又主动去看望了罗杰斯。罗杰斯主要是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见，见周恩来主动来访，十分感动，二人结下友好情谊。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是晚，中国政府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至为热烈。第二天一早，周恩来送尼克松总统去机场。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总统大大地夸赞了一番中国翻译唐闻生的精湛的翻译水平，称她为自己的"中国之声"。这位文秀的中国姑娘脸红了，不知道怎么办。周恩来完全听懂了尼克松的话，笑着对唐闻生说：
"翻出来嘛。"唐闻生不好意思地翻了，大家都笑着向她祝贺。
"空军一号"起飞了。夫人帕特还沉浸在欢乐的友谊气氛中，她对丈夫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尼克松说："是的，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只是，他总是生活在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且说周恩来回到北京之后，立即去游泳池看望了毛泽东，汇报了尼克松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的信息。毛泽东淡淡地说："现在是不能去了，国民党的旗子还挂在华盛顿嘛。事情刚刚开了个头，我和你恐怕都等不到那一天了。"毛泽东说这句话时，充满了感伤情绪，周恩来也默然了。
说真的，周恩来这时也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他的心脏病已经犯了两次，现在他洗澡都有卫士和医生在场帮忙。但是，周恩来想不到的是，一种更可怕的疾病已经向他袭来。
送走尼克松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保健医生照例对他进行一月一次的化样检查。5月11日，医生化验尿样，突然一惊，尿样中发现了四个红血球。按照一般情况，老年男人的尿样中有一、二个红血球是正常的，但四个太多了一点。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血管硬化或者尿道畸形；或者是有了结石，使尿中有血；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了肿瘤。医生想再检查一次，但又怕总理追问，就转弯抹角地跟周恩来提出还要再化验一次。周恩来看医生吞吞吐吐的解释取样的原因，心里明白了，坦然地对医生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我长肿瘤么，明天查。”
第二天，周恩来留了尿样，医生们赶紧化验，又做细胞检查。化验结果出来后，医生们心都往下一沉，在总理的化样中查出了癌细胞。他们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请来北京医院（这是所专门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服务的一所医院）、协和医院（这是家历史很长，医疗水平非常高的国家级大医院）、肿瘤医院（全国最好的专业医院）的高级专家会诊，希望专家们能推翻这个化验结果，可是专家会诊的结论是无情的--周总理患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专家们也怕会诊有误，建议再在天津、上海同时分头化验，检查结果完全一致--膀胱癌。
怎么办，根据中央的决定，医生们严格保密，不让周恩来知道他长癌的消息。周恩来似乎也没有想到他会长癌，从来没有向医生们问问病情。医生们心里难过，只有想方设法治好周恩来的病，在吴阶平教授的指导下，医疗小组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但是，医生们很快发现，周恩来的情绪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有时工作太累了，会叹口气说："老了，不行了。"有次医生去为他量血压，看见很少有空闲的周恩来，拿毛笔在信笺上随意写着一首古诗，医生看时，抄录的竟是曹操的名篇《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医生鼻子一酸，两颗泪掉下来，原来周恩来早就知道他长癌了，他已经意识到死亡的阴影已经向他逼近，但他还要用最后的生命时间冲刺。
周恩来转过头来，看医生满眼含泪，开导他说："你今天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医生说："总理，你得适当注意休息，主席最近又指示要你节劳。"周恩来望望桌子上堆得像山一样高的文件，叹口气说："你快量吧，我还要陪主席会见杨振宁博士呢。”
杨振宁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华裔科学家，现在在美国定居工作。他是建国前从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的，毕业后就留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后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中将的女儿结婚，本人曾因在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而获诺贝尔物理奖。自诺贝尔奖金设立后，华人获此殊荣的不过区区数人而已。
杨振宁一去美国数十年，由于中美交恶，朝鲜战争等原因，未能回来过。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这才能重访桑梓。周恩来正想整顿一下叫文革破坏得乱七八糟的大学教育，便请杨振宁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参观。这两所大学杨振宁熟得很，他不仅在这两所大学上过学（建国后，清华大学的理科全部合并到北大了），而且还有不少过去的老师、同学留在这两所大学。
杨振宁到北京时，清华、北大在文革中停止招生五年后，刚刚录取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按照中央的规定从工厂、农村、部队中推荐上来的"优秀"知识青年。中国远在两汉时期就采取推荐的办法选拔人材。但是这种选拔人材的办法不可避免地掺杂进去了过多的人际关系，结果大量门庭显赫、有钱有势的人被推荐上来，而有真才实学的寒士基本上被排除在推荐之外。当时，为了造成推荐的舆论，许多准备被推荐的人还得认真地表演一番。现在被推荐的优秀知识青年连表演一番都不需要，许多知识青年给农村中的生产队长、工厂里的车间主任送上一份厚礼，即可被推荐上来。当历史早已淘汰了推荐制，代之以相对公平合理的科举制度的时候，七十年代的中国又把两千多年前那套办法重新捡了起来，一下子倒退了一千多年，在推荐中发生的各种丑事真是数不胜数。
应该指出，被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乏真才实学者，但大多数文化水平偏低，思想素质一般。这些人入学后，本应抓紧时间补补小学、初中的课程，多认几个字，可是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新贵偏要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于是这些工农兵学员今天指责这个教师灌输封建，明天又在课堂上批判那个教师专讲资修，搞的这些教师手足无措，天天应付斗争和批判，哪里还能认真讲课。
杨振宁到清华和北大参观访问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学校。杨振宁回到宾馆后忧心如焚，毕竟是炎黄子孙，切盼着中国富强。杨振宁这些年来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亲眼看到日本战败后经济迅速崛起，正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大国。靠的是什么，正是教育，是人材。而中国呢？不仅文革中烧掉了许多宝贵的图书，贬斥了不少名教授，而且停学五年，简直是荒唐之极。现在恢复招生了，又把两汉的那套举荐制度搬了出来，难道中央领导就不知道这种"察举征辟"的毛病吗？须知，世人早已对这举荐制度作了结论，"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清白寒素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样下去，自己的桑梓之国不但赶不上去，恐怕要远远地落后下去。
当然杨振宁也知道，中国政府待自己的岳父岳母不薄。杜聿明战败被俘，政府不但不杀，反而在经过十数年的教育改造后赦免了他，安排了工作，后来又接待岳母从美国回来居住，文革中多少中共领导人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严厉命令下，红卫兵对自己的岳父岳母动都不敢动一下。那么现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提出批评，会不会惹中国领导人不高兴呢？
但毕竟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振兴桑梓的责任感使杨振宁大胆地对大学的理科教育提出建议，内容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要抓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孰料，毛泽东对杨振宁的讲话非常重视，说他讲话实在，批示周恩来要认真改进。这正合周恩来的心意，他把北大校长周培源找去说："你回去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周培源回去后，立即写了一个计划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周培源的信后立即作了批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周恩来知道自已的日子不多了，他想趁活着时多纠正一些文革以来的错误。这个时期来访的客人很多，日本田中首相也准备来华访问，恢复中日邦交，这又是件大事，周恩来忍着病痛，忙着处理外交、内政的各种事务。
8月13日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周恩来办完事后坐着红旗车往回走。他把头靠在座椅背上，利用这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车子在长安街的快行车道上行驶着，路上行人稀少。突然一位年轻的姑娘骑着自行车插入快车道，司机紧急刹车，还是把这位违章的姑娘挂倒了。周恩来被刹车惊醒，司机和秘书已下车把姑娘扶了起来。周恩来从车窗里探出头，急切地问道："受伤了没有？"秘书说："没有受伤，只是衣服挂破了。"姑娘听到车里熟悉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总理。她有些慌了，连说："没事，没事。"周恩来吩咐秘书："你们赶快拦辆车，把这个小同志送到医院检查一下。”
秘书们很快叫了辆车，周恩来走过来，把这位姑娘扶到车里，叮咛说：
"小同志，你不要害怕，好好检查一下。以后骑车可千万要小心噢，要走自行车道，记住了吗？"姑娘点头。这时交通警察赶了过来，周恩来对交警说：
"这位小同志一时粗心，她已经吸取教训了，你们就再不要为难她了。"小刘挂倒后，只是上衣撕破了一点，人和车都没有受伤。秘书陪她检查完以后，又送她回了家，好好安慰了一番就走了。小刘无意中拦了周恩来的座车，心里很不安，总怕上头追究下来。第二天晚上，她下班回来后，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正是那位秘书，她心里紧张了。那位秘书走进来问道：
"小刘，没有什么问题吧，总理不放心，让我来看看。"小刘激动地说："没有，没有，我不是好好的吗？"秘书仔细审视了一会，确信什么问题也没有，才松了口气说："好了，这下总理可以放心了。"他又从皮包里掏出一件玻璃纸包着的衬衣送给小刘："这是总理掏钱买的，赔你。"小刘接过衬衣，叫了声"总理"，激动地哭了起来，秘书抚慰了几句，回去复命去了。
周恩来听秘书汇报小刘一切正常才放了心，想想又说："你再去公安部一趟。我有个想法，前些年我看行人过马路没有个躲车的地方，建议公安部在马路十字路口的大街中间设立安全岛，让过马路的人有地方躲躲车，实行这么多年，效果还是好的。现在车多起来了，自行车和汽车互相争道，很不安全。是否可以用水泥做成墩子，再用钢管把墩子连起来，形成隔离线，使汽车和自行车各行其道，互不越线，开车的放心，骑车的安心，可以减少交通事故，花钱也不多。你和公安部的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
秘书领命走了，另一个秘书又走进来，兴奋地对周恩来说："总理，邓小平的信主席批下来了！"周恩来眉毛一扬，急促地命令秘书："快打开，快！"秘书打开档卷，把毛泽东批阅的邓小平的信取了出来，双手递给周恩来。
邓小平的信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写给毛泽东的。当时，邓小平和卓琳被通知到厂里听文件传达，这是邓小平到江西以来第一次听中共中央的文件。听了文件，他们才知道是林彪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卓琳指着文件上印着的叶群和黄永胜、李作鹏在一起的照片，对工人们说："叶群在延安的时候生活作风就很坏。"邓小平却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特别的表示。回到将军楼以后才对卓琳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过了几个月，陈毅的子女给邓小平传递了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听了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对自己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揭发了林彪的许多问题，表示了在毛主席领导下好好为党工作几年的决心。没想到主席很重视，8月14日就把信批下来了。
周恩来打开邓小平的信，只见毛泽东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阅后，感到这是邓小平复出的好机会，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问题。江青等人虽然不同意邓小平复出，但有毛泽东的批示摆在那里，不敢过分胡闹。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职务。这个决定先送毛泽东审阅，再发往全国。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推开家里的门，问道："小超，吃饭了吗？"邓颖超说："还没有呢。"周恩来看看表说："正好，我也没有吃，咱们一起吃顿饭吧。"邓颖超笑笑说："真稀罕，今天这股风是从哪里刮来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很忙，但进城以后，只要不出差，不开会，都要挤时间每天和邓颖超一起吃一顿午饭。文化革命以来，一切都打乱了，江青一帮人四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周恩来则四处救火，防止把国家给烧光了。放火的人多，又打着文革的旗号，明火执仗地大烧特烧。救火的人少，还得防着、躲着，周恩来很少有时间和邓颖超在一起吃午饭了。林彪爆炸以后，批林批陈批左，外交局面逐步打开，大学开始招生，干部们也逐渐解放出来，叶帅主持军委，王震、陈云等老干部逐渐公开亮相，现在邓小平也即将复出，周恩来心里高兴，决心抽点时间和邓颖超吃顿午饭。
邓颖超摆好饭桌，周恩来端起碗，忽然"噗哧"笑了出来。邓颖超奇怪地问："你笑什么？"周恩来说："我笑唐闻生。"邓颖超问："唐闻生有什么可笑的？"周恩来提醒她："你记得吗？那一次我们会见外宾，唐闻生是怎么介绍的吗？"邓颖超当然记得。
那是在一次会见外宾的时候。会见外宾，邓颖超一般不去作陪，但那次由于礼仪上的需要，邓颖超陪同周恩来会见。宾主互相介绍时，中方礼宾官员本应用"夫人"这个称呼介绍邓颖超，但文革之中，谁敢用这个"资产阶级称呼"呢，礼宾官员便用了一个中国人人皆用的称呼"爱人"来介绍邓颖超。中国人都是这么在官方场合称呼自己的妻子的，因此这么介绍，大家都没有感到有问题。但是在西方，"爱人"这个词是"情人"的意思，唐闻生就老实把邓颖超翻成是"Lover"，周恩来连忙纠正："我和邓颖超结婚都五十年了，怎么能说是'Lover'呢？"其实，客人们都知道邓颖超是周恩来的夫人。
邓颖超一想至此，颇有感慨地说："也真难为了小唐，文化革命闹得人们连个夫人这个词都不敢用，你叫人家怎么翻啊？"周恩来点点头说："是这样，不把极左思潮批透，一切工作都无法搞，我得快点吃，人民日报社的老胡可能已经来了。”
周恩来匆匆吃完饭，赶到西花厅办公室，人民日报社的几位负责人已经来了。周恩来说："你们和新华社没有把极左思潮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你们回去后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一下。最近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和科学会议，都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你们的行动怎么这么缓慢呢？"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鲁瑛把得很紧，不让批啊！"周恩来生气地说："你们的党性呢？批极左是中央的路线嘛。”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个负责人接受了批评，回来后准备组织发表龙岩写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突然张春桥、姚文元又把他们找去谈话，阴阳怪气地说：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这几位负责人回来后觉得很奇怪，这两个讲话的精神完全相反，听谁的呢？他们研究了一下，听周恩来的，龙岩的文章照发不误。
10月14日，龙岩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管全面工作，也抓宣传工作，另外组织了一个组织宣传组具体主管宣传，成员主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姚文元看到龙岩的文章后大为恐慌，如此批下去，不就慢慢批到自己头上来了吗？他立即跑去对张春桥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怎么现在去批无政府主义思潮？"张春桥的眼睛转了几下，鬼主意就来了，他点拨说：
"给洪文说一下，让上海市委写作组给鲁夜打电话摸摸情况，我估计是哪个人讲了什么话。情况摸准后，在上海开个工人座谈会，用工人的手打他们。"十月底，张春桥等人摸到了底细，在上海找了几个工人秀才在上海文汇报社开会。一个写作组的人拿着《人民日报》登的龙岩的文章，故作气愤状，对这几个工人说："这是康办（上海市委设在康平路，故称康办）传过来的，要大家看一看。这样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行不行？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篇文章就有问题。"一有问题，二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三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讨论座谈的调子就定下来了，这几个工人秀才就照着这个调子批判龙岩。文汇报社和写作组根据座谈的情况写了个纪要，登入《文汇报》11月4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让人乘飞机携带《文汇情况》和其他材料到北京送给姚文元和张春桥。姚、张把《文汇情况》立即批给鲁瑛，要人民日报社好好讨论一下，上海工人都感到受了侮辱，提出了抗议。鲁瑛拿到批件，大肆在报社开展"讨论"，围攻理论部。理论部和报社的几个负责人感到这股风不对，是反对中央批极左的路线，他们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发生在报社的围攻中央机关报的情况。
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些情况和背景，也知道姚、张是冲自己来的，但他不相信毛泽东会支持他们，因为批"左"是中央定的路线嘛。
毛泽东接到人民日报社的几个负责人的报告之后，很不高兴。林彪之死，使全国人民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产生了急剧变化，听说他给江青的那封信发到全国以后，不但未能使群众信服，反而引起了许多议论和猜疑。如果再听任周恩来批极左，批到最后，还不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如果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么身后人们怎样评价自己呢？想到这里，毛泽东把周恩来召来。
毛泽东提起了人民日报社的那封信："我看那封信不对。林彪的实质是什么？是极左？是极右，叛党叛国。我看还是要批右，左少批吧。”
如此一来，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就进行不下去了。人民日报社的那几个负责人还不知道毛泽东批了他们。这天，他们被召到大会堂开会，一进房子，就看到张春桥、姚文元盛气而坐，茶几上摆着他们写的信。告状的信转交给被告来处理，原告还会有好日子过吗？果然，姚文元眼睛一瞪："你们分裂中央，是反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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