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叶剑英找华国锋提起邓小平复职的问题，华国锋满心不乐意。他不愿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他看来，邓小平复出必然会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冒着杀头的风险捉了"四人帮"，可不是为邓小平铺平上升的道路，可这话又不好向叶帅讲，只好把毛主席搬出来："叶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定下的。现在刚粉碎四人帮，我们就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别人会怎么看？现在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吧。"叶剑英说："那可是要抓紧噢。"华国锋说："我会注意这个问题的。”
叶剑英走后，华国锋想了半天，他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逐渐向他逼来，要逼着他让邓小平复职，逼着他否定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也知道全国问题成了堆，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错在四人帮捣乱。文化大革命必须维护，批邓必须坚持，只有这样，才可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恰在这时，汪东兴来向他请示宣传方针，华国锋不习惯地用手梳梳刚从寸头改成向后梳的大背头说："1．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2．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3．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4．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谈。”
华国锋又叮嘱汪东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汪东兴明白华国锋的用意，立即答应了。接着汪东兴又问华国锋："现在人民日报社提出周总理的忌日到了，他们收到了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要准备发表，你看怎么办？"华国锋果决地说："悼念周总理要符合悼词的口径，那是毛主席圈阅过的，不能改。”
汪东兴接受了华国锋的指示后，命令人民日报社不要发那么多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发四篇就够了。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接到电话后气坏了，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总理，四人帮被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总理，不管他，发，发个够，于是《人民日报》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怀念周总理，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台的台壁上刷上了长长的一条大标语："四人帮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强烈要求中央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
汪东兴对此很恼火，他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怎么？你们想推翻中央的悼词，给周总理另外写一个悼词啊？"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有气，顶了他一句："这是人民的意愿，你总不能不让人民说话吧。"汪东兴语塞。这时李鑫送来他主持撰写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是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撰写的，集中强调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汪东兴看了很满意，批示在2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汪东兴批发了社论后，秘书又送来《红旗》杂志社的报告："1975年春，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汪东兴想都没想，就在报告上批示："这两篇文章经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不能点名批判，可以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
2月7日，《人民日报》为尊重组织原则，不得不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发表后，报社不断地接到群众的抗议电话，质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按此社论的观点，邓小平不能复出，几千万人的冤案不能平反，四人帮的反动流毒不能批判，岂不是继续让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祸害中国。叶剑英看了这篇社论后，非常生气，认为这也太过份了。这时，中央政治局正在连续开会，筹备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逮捕四人帮以来几个月的工作。叶剑英在会上又敦促华国锋尽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环顾政治局全体委员，问他们："我建议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其他人没有说话，李先念首先响应："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大家看着华国锋，只见他吊着眼，不吭一声。叶剑英问他："华主席，你是什么态度呀？"华国锋勉强地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好好考虑一下。"说完，他便宣布休会。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剑英回到住室，马上有人送来华国锋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用的讲话稿，这是华国锋特意派人送来再次征求叶剑英意见的。叶剑英说："有两条要修改一下，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来人回答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我们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估价已改得很好了。"叶剑英听了满意地说：
"这样很好，我没有什么别的意见了。”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与会者自然都接到了会议发下的各种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与会者不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这个文件是什么意思。会议开始后，华国锋开始讲话，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叶剑英听着就觉得不对劲了，他提出的那两条意见华国锋都没有用，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能平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不能变；继续批邓是经过考虑的，还要搞。讲着讲着，华国锋把那份"李冬民案件"材料举起来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愿，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我们如果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散会后，陈云、王震找到叶剑英，商量怎么办。叶帅斩钉截铁地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党心、人心所向，是任何人挡不住的。"陈云忿忿不平地说："我认为清明节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工作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要在小组会上说，登简报。"王震接上陈云的话，气鼓鼓地说："我也要放一炮。我是个直筒子，藏不住话，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陈云、王震带头发言，强烈要求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领导工作。许多人也先后发言，表示赞同陈、王的意见，华国锋知道后，嘱咐汪东兴不要把他们的发言登简报。这一下可惹恼了老同志，华国锋召集会议都困难了。他一看不好，只得让步，对大家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还是给邓小平、天安门事件留了个尾巴。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没有恢复中央领导职务，但批邓是不能再搞了。华国锋明白，不让邓小平出来是不行的，但他又想用个办法拴住邓小平，使他复出后不致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便派人找邓小平谈话，要求他出来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拒绝了，声明："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华国锋听来人报告说邓小平不愿意写文件，很是恼火："他还想不想出来工作？"这时，秘书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华国锋一看，是邓小平在4月10日写来的，信里告诉他："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华国锋一惊，这不是在批我的两个凡是吗？好厉害的啊！
华国锋坐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动，继而又问派去谈话的汪东兴："邓小平说到两个凡是的问题没有？"汪东兴回答说："说了。邓小平对我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主席又说过，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
华国锋听了默默无言，他无法驳这些话。他也觉得，两个凡是的防线快要崩溃了，用两个凡是的观点来解释不批邓就首先解释不通，而为邓小平平反就是自己在工作会议上宣布的，自己首先就没有遵守两个凡是的要求。华国锋取了一支香烟，狠狠地抽起来。
经过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终于退让了。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追认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开始清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时，全国各条战线上积留的问题成堆，科学文化教育战线的问题尤其严重。"文化大革命"就是首先拿这条战线开刀而发动起来的，整顿这条战线对整顿全国各条战线的工作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学文化教育战线的工作。他在许多大会和场合上反复强调，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是红线，而不是黑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尊重人才，尊重脑力劳动，并宣布自己愿作科学文化教育战线上的同志们的"后勤部长"。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又在大会讲话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讲话，推倒了林彪、江青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科学教育文化战线的知识分子深受鼓舞，许多长期来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重新与人们见面，各种被解散的文艺团体陆续恢复活动，1977年，国家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许多城市的图书馆门前，天未放亮就排起了等候入馆的人龙。
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经济战线的整顿恢复工作有一定的进展，被废止的企业规章制度陆续被重新建立，企业生产上的混乱情况开始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财政收入有所增加，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再次宣布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产生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同时，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这时国民经济摆脱"文革"所造成的瘫痪、半瘫痪状态。但是，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中关于钢和石油产量的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石油产量的指标是在没有勘探资料的条件下的空想。以后钢铁和石油企业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尤其严重的是华国锋这时想通过大规模举借外债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他这样做时，没有考虑一下，这样过急过快地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中国是否能消化得了，举借的外债是否有偿还能力。华国锋的这种做法，被时人称为"洋跃进"，虽然由于计划不切实际很快被停止执行，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这对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亟需休养生息的中国国民经济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华国锋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在于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没有能力和胆识解开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事情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华国锋不想批判极左思潮。邓小平讲话中却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虽然没有点名叫阵，但两种思潮的阵营是泾渭分明了。在实事求是派的大军中，出来了一支突击队，率先向凡是派冲击。这支突击队就是胡耀邦领导的理论研究队伍。这时胡耀邦已就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在党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理论动态》，专门登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理论文章。
这一天，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给胡耀邦送来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问："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理论室的同志告诉他，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约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到后，认为文章很好，提出了拨乱反正，检验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决定撤下来进行修改，使文章进一步触及当前现实问题。文章经过七八次修改，又送到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进一步修改，现已定稿，要求发表。
胡耀邦听了汇报，看了文章全文，马上拍板："发！"于是，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六十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一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在理论界和政界顿时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叫好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邓小平听说后，让人把《光明日报》找来，看完后说："这篇文章很好，符合马列主义，扳不倒嘛。"他决定找个机会给予支持。过了几天，恰好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大讲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坚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大为振奋。
且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全国人民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中国，就好像是一个瘫痪的病人被打开了"?门"，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全党的思想已基本上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端正全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确立新的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决定性的一战，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准备，以决雌雄。
1978年11月，经过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王震、李先念、邓颖超及许许多多老同志的斗争，华国锋不得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对于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审查的388人，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成立复查组进行复查，结果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者被平反、恢复名誉。
在党的代表正确路线的老同志的压力下，华国锋在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被迫作了检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中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都讲得绝对了。去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它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的第一个问题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历数思想僵化所带来的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是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又着重指出，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指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讲话，为5天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报告的主题。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在这次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王震、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选为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为副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拨正了革命航向，其意义不下于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故时人称这次全会为第二个遵义会议。邓小平为这次会议定下了主题，是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这次全会上，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领导下，全党、全国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不觉就到了1979年的9月。
9月3日这天，邓小平一早来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文件。秘书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提醒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耀邦同志已在常委会议室等候。"邓小平看看表，"哦"了一声，便走出办公室，去参加常委听取"两案"审理的汇报会。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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