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作者：王绍军 张福兴
毛泽东审时度势，富有创见地提出：红军不能打阵地战，不能集中作战，而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红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当怎样作战？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红军已经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而现在，只剩下了几万人，面对的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强敌，是打游击战？还是运动战？这是延安统帅部必须马上作出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再一次显示出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审时度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军不能打阵地战，不能集中作战，而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
当时，周恩来、博古已前往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8月1日，中共中央以洛甫、毛泽东的名义，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发去一封电报：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时，鉴于蒋介石已经表露出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寇拼消耗、逐步予以削弱以致消灭的企图，张闻天、毛泽东在同一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任弼时，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这样方不吃亏。
也是在这一天，延安收到了南京方面的一封电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大计。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8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其中强调：抗日战争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的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发展适当使用兵力，原则上应该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电报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在上述电报中，毛泽东阐明了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独立自主，在指挥上自主使用兵力，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一个是打游击战，以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坚持抗战。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
然而，如同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航船一样，当船长拨开重重迷雾指明正确的航向时，并不是所有的船员都能够理解。当毛泽东的意见传到云阳红军总部时，参加会议的众将领大惑不解：这是什么战略？
8月4日，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以主力出动为妥，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出去后要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进行侧面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第二天，张闻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指出：红军在抗战中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只宜作侧面作战，不宜作正面作战，故不宜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要按照情况使用兵力，在此原则下，同意开拔主力。
显而易见，在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兵力使用问题上，各位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红军出兵在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定在洛川。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毛泽东住在村中的一座破庙里。会议从22日到25日进行了4天。
在洛川会议上，毫无疑问，军事问题是一个重要议题。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过去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一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因此，红军的战略方针应当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要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还是过去那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朱德在会议上就军事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说：“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
从运动战到游击战，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这不仅因为，红军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习惯于打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早日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如有的人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团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因而不同意打游击战，主张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经过讨论，大家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和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都表示赞同，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对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看法不尽一致。不过，由于急于出兵，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时间再展开讨论。
8月30日，毛泽东从洛川返回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改编完毕，开始陆续出兵，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对新编成的八路军来说，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开赴前线，从什么地方开进？到华北后，在什么地方展开？
未雨绸缪。这个问题是抗战爆发以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洛川会议前，他终于下定决心：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
作出这样的选择，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俯瞰华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南下。同时这里地形险峻而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而有利于我军开展山地游击战；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多年来一直把持山西，是有名的“土皇帝”。日军的大举进攻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而他自己的力量又不足以抵抗日军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借助其他势力来抵抗当前最危险的敌人。如果允许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他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权衡再三，他做出一副开明的姿态，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想拉共产党和八路军作他暂时的同盟者；第三，蒋介石当时想把八路军分散配置，并指定了作战区域。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阴谋”，坚决不能同意。而把3个师都放在山西，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从洛川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派周恩来、彭德怀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当面商谈有关事宜。
毛泽东估计到，取道山西不会有问题，因为阎锡山已经原则同意。现在的问题是，八路军进入山西后摆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下棋一样，布局是否得当，对胜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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