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把艰难的人生路走得好一点……
作者：梅宁钧
本书作者梅宁钧于2002年2月25日不幸在法国遭遇车祸罹难。她生前是知名的旅法画家，曾任法中艺术交流协会会长，其艺术作品先后被日本、法国等博物馆、市政府收藏。
本书是她的自传。以共和国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她艰难的人生道路与执著进取的奋斗精神，文字如行云流水，在散淡中见波澜，在质朴中见奇特。
■ 《雪梅——我的绘画之路》
■ 梅宁钧 著
1968年秋，我被分配到本区房管局工作。
脚手架成了我的伙伴，我爬上去油漆和粉刷厂房和住家，爬上去制作大型毛主席的油画像。
从此我又认识了许多朋友。区工人文化宫美术组是我常去的地方，她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光华。
1970年5月。
我跟着修建工程队参加上棉二厂和上无二厂两个老厂的全部门窗整修。已是下午三点，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离放工回家的时间不远了，可是我的工作还有一铁栅门的一半还没有完成，桶里的油漆已全部用光。我准备去找师傅拿钥匙，到工场间再舀点油漆做工。
上了屋架，一眼望去是一条倾斜漫长被天窗破坏得起伏不平铺满黑旧瓦片的“山路”，如果摔下去的话……
果然我摔下去了，是从衔接在两个厂房之间的违建车间摔下去的：房顶的细木架上盖着石棉瓦，石棉瓦上面，为了防热或者是防漏雨，又铺上了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的破旧油茅毡，造成了更大的危险的隐蔽。就在这个地方曾有过八个人遭殃，我是第九个。之后还有第十个因脊椎骨折下半身瘫痪了。
是四位素不相识的工人师傅当机立断，两个抱手两个抱脚地以最快的速度把我抱到了临近的纺织医院进行急救。他们用抢和跑的时间救了我的生命。
躺在急救病房里的我完全处于昏迷状态，高烧不退，只有百分之三生存的可能。颅骨已有三处骨裂：右眼眉骨、头盖骨左侧和后侧，胸腔内也有伤和淤血。当时上海几家大医院——华山、六医、一医等医院的眼科、骨科、脑外科专家以及中医专家都来会诊，他们没有立刻用通常的切开脑壳的方法进行治疗，原因是脑壳多处不同部位有伤、内脏也有重伤，使用手术很可能更快导致死亡。
在这危急的时刻，医院吩咐我的父母弟妹来医院看我。让我能在离开人间的前一瞬间让家里的亲人都望一眼。
家已分作四处：父亲在农村，母亲在江西农村，妹妹在安徽农村，弟弟在师大二村。他们都不能很快就赶到垂死临危的人身旁。是我的同事、医院的病人代替了我的亲人，配合着医生护士照顾我，护理我。大姐自己拿去我那从里到外一身脏透了沾满血迹的衣服将它们洗干净。病房的女病友也来看我。
“如果没有亲人，我们来抚养她！”是病人、纱厂的老女工用她们真诚的目光望着我，爱怜地抚摸着我，仔细端详着我的手，对我这个不省人事显得有些可怕的病人，她们还说：“看这双手她是会有好作业的人。”而脑震荡严重的病人即使活着，多半可能只是“植物人”或白痴……。这也许是事实。正因如此，当我病愈后，有人告诉我竟有这样好的老妈妈，我实在克制不住从心底涌上的激动。
奇迹终于出现了，第一星期昏迷，第二星期半昏迷，第三星期……生命渐渐地复苏。
中国的医学，特别是对脑外科来讲，中医的神妙就在于它完全能掌握宇宙、自然和生命中一种寒热、阴阳的平衡，生命的本身就是力量，当人病得无可救药的时候，只要不摧残，这看不见的生命的本身，借助外部的一点推动，就有恢复的可能。
一出院看见我的人都说：“小梅，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自己想，是什么福等着我呢？来家看我的朋友给我带来了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林彪的飞机坠入蒙古境内，连飞机带全班人马统统焚毁，这真是给虚伪的野心家们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一出医院，我很想做事，期待着领导上分配一个更为适合我的新工作。与此同时我也明白必须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因为我的一张画稿，负责少年儿童报纸刊物的美术编辑毛用坤约我在他的工作室见面，想不到这次见面却成了我以后逐渐步入社会的开端。
当时尚未脱离病魔的缠扰，常有坐立不安头重脚轻和呕吐的感觉。睡在床上，吃药，在公园里散步、练身体都使我心烦意乱。病假期间多亏老同学和旧友介绍和邀请我到上海人美和几家报社做一些美术出版的辅助工作，我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上海许多美术家，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的创作和习作，并翻阅到许多极其珍贵的中外古今有关美术方面的资料。于是我的名字陆陆续续在上海或附近的报纸和刊物的小插图下面出现了。
同年秋天，在达式常夫妇的小屋里，认识了C，他在中央美院附中毕业后分配到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是个高个子的北方青年，记得那时因整个文化系统都冻结在奉贤干校里，C到了放假休息回沪的时候便常来看我。那时在病中的我头发很短。下雨天他拿着旧式的折叠纸伞，身穿藏蓝褪色的夹克衫，与上海某些白面书生或风度十足的青年比起来又是另一种样子。
我们一起完成了钢笔素描《青年近卫军》的临摹。我们还好合得来。有一天我又收到了C从干校寄来的信，内容是说他爱我，不过对我的身体和我父亲正在受组织审查的事表示顾虑。
我没有写回信，只是寄还他以前给我的所有信件和照片，以便了结此事。结果是他没有打招呼就从干校来了，他很激动，再三向我声明写信不是想分手，而是让我相信他。
十月，我向单位提出了结婚申请，由于各种原因，等到十二月份我和C才办好了结婚登记，C有二百元，我也有一百多元的补发工资，就算办了婚事：一同去了北京。记得同房的第一天晚上，没有婚礼，没有喜糖，也没有家人的祝贺。到了深夜，C已上炕，我还一点没有睡意。静静地坐在桌边，流着眼泪写下了：“从今后，我只有把幸福寄托在事业上”这封给亲人的信。我病后的身体还根本没有痊愈，体温一直在38℃不退。
我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从我身体的角度上来讲，生育是冒险的，从精神的角度上来讲，却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当我在报上看到“文革”结束，中国开始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立刻投入有生以来第二次复习、迎接高等院校的考试中，前后相隔已经整整十年，我已由一个不懂青红皂白十八岁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曾经历过一场浩劫的二十九岁的女工。
我的志向并未改变。只是如果说十一年前，我对专业的选择还并不十分清楚，那么在十一年后，我已经知道用自己的爱去理解艺术，艺术不仅是生活、自然而且即使在黑暗、屈辱、愤怒中也还持有的光明、纯洁和美丽……我终生热爱艺术！
在这紧张的一百日里，我被派到油漆队里爬脚手架修建房屋。不过一到晚上谁也管不着我，按照计划，做完艺术院校的全部考前准备，也做完了七门高校文科考试的全部准备。
在有数千小青年的房地局我和垦都得到了体检的资格。
高考的消息下来了，垦被交通大学录取。他是七七年高考中被交大录取的惟一的一名普陀区考生。
我的考试成绩不错，体检没问题，但单位在我的体检纸上加上一条眉批，医生在这样的眉批下，被迫用她的笔切断了我进大学的路，体检变成了不及格。
我到底不能在“文革”一结束，就让自己的事业同时代的车轮同步地转动起来。没能按照理想的计划，进入大学深造，然后从事人们期待我的艺术事业。这以后一搁又是六年，但在这六年，我自觉一切是在不断地升腾，靠着一股正气的力量推动。
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就决定于一两分钟的巧遇。
我碰见的这位“文革”前的副市长，是他刚被安插在房管局党委办公室的时候。那是有一天下午在所的一个段里，他与其他局里的同志一起检查卫生的时候，碰见了正好去那儿还工具的我们，当他问起段和各人的情况时，同事也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结果他亲自调查，摸清了情况后，立即做出把我调出“房管”作补充教育系统人员短缺的决定。
感谢这位“包公”，给我打抱不平。从此，普陀区房地局的十年结束了。他帮助我写完了我生涯的前奏。
1979年春节以后，我又来到了师大，这个伴随着我度过了金色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校园。
我被调在图书馆工作。先是政治宣传和咨询工作，后来一直是在文科阅览室、教师阅览室工作。在那里我得到不少珍贵的阅览时间。
整整四年，利用有利的条件，我做了有关艺术尤其是美学方面的阅览卡片。看了不少有关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还担任了师大艺术团的一点工作。我做了些参加高校会演多幕话剧的舞美设计和制作工作。也因为高校的关系，我能到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青年话剧团舞美组实习了一段时间。
那是在一个冬天，教师阅览室办公桌四周，堆满了我设计制作的大道具，这是为一位年轻作家的剧本在师大公演而做的准备。
一个日语系学生领着他在金山石油化工总厂相识的日本朋友父子俩，到阅览室参观来了。他们看完了在外边陈列的各种各样书籍之后，还站在道具中一幅较大版面的水粉周总理遗像和其他道具前，不愿离开。他要求能同他的儿子一起用电影摄影机从各种角度拍摄下来。直到临走的时候他才从他的中国朋友那儿打听到，这些字画的制作者就是坐在身边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书卡的年轻女性。记得他当时的反应，用翻译的话来说是觉得这有些“大材小用”。
一听这“才”字，马上使我有瞬刻痉挛的感觉。
我碰上了好运气。我认识了小W、小D、Z老师这样的好朋友，经过他们的热情介绍，我得到了日中友好协会的宫川先生和S先生的帮助。几乎是同时我收到了日本关东两所大学的通知书，其中一所是东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