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南京大屠杀留给我们什么
作者：张纯如
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8年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无数暴行的一小部分。早在大屠杀之前，日本就打破空军只能用做战场武器的禁令，是首先把空军用来杀害平民百姓的国家，从而臭名昭著。从上海开始，日本就用其武装力量屠杀平民，以后又扩展到南京及中国内地。德语中的“最后解决”是指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而那时日语中尚无针对中国人的相应同义词；可是日本天皇政府已经批准在中国某些地区实施消灭所有人的政策，其中最凶残的莫过于在华北地区实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因为在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日军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战斗。一名丧失斗志的日军大佐在其日记中，暴露了这个残暴政策如何简单明确，“我从上司那里接到命令，这一地区的人必须‘统统杀掉’。”
这一政策的结果是，1941年日本人在华北地区掀起一场旨在消灭乡村全部人口的大规模恐怖战争，从而使华北人口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有数百万人逃到安全地带，但起码有一名中国问题专家朱尔斯·阿彻认为，当时在华北地区失踪的1，900万人中，大部分被日本人杀害了。《中国流血的世纪》一书作者R. J.拉梅尔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被杀害，死者的人数最少也将近1000万。
日本人对中国人民还进行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试验，由于怀疑某些村庄帮助美国飞行员于1942年4月对东京的杜里特空袭，日本人就对这些村庄使用生物武器进行报复。日本人在可能降落轰炸机的地区屠杀了25万中国人，还破坏了方圆两万平方英里范围内所有中国机场，在战争期间，华北和其他许多地方大片大片城市和乡村都被指定为生物武器袭击目标。我们现在得知，日本飞行员在诸如上海，宁波和承德等大城市撒播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并把装有各种致病微生物（如霍乱、痢疾、伤寒、鼠疫、炭疽和副伤寒等）的瓶子投到河流、水井、水库和房子中去。日本人还把致命细菌掺进食品中以便把疾病传染给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人把混有伤寒菌的饼干撒到露营地周围，以引诱饥饿的中国农民食用。在成千上万中国战俘被释放前，给他们吃注射了伤寒和副伤寒病菌的蛋卷。
最后的死亡数字几乎令人难以相信：157．8万人至632．5万人之间，R. J．拉梅尔提出一个保守的数字：死亡394．9万人，其中除40万人以外，其余全是平民，但是，他同时指出，还有数百万人大部分是由于日本人的掠夺、轰炸和医学试验而死于饥饿和疾病。如果把这些死亡数字加到上述总数中的话，可以说，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共杀害了1,900万中国人。
“虐待转移”现象
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出，日本士兵和军官在何种心理支配下才干出这些惨无人道的暴行，不过许多历史学家、目击者、幸存者，以及当年的作恶者自己都从理论上推论出是什么驱使日本皇军，犯下如此赤裸裸的野蛮暴行的。
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和其他恐怖行为是一种可称之为“虐待转移”现象。根据《隐藏的恐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罪行》一书作者田中雄喜的说法，日本现代军队自其创立时起就潜在有极大的野蛮性。其原因有二：日军内部对其官兵的独断霸道和残酷虐待。二是日本社会由天皇左右的人支配的等级森严的制度。入侵南京前，日军对其自己士兵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日本士兵被迫给长官洗内衣，或是恭顺地站着，任凭长官打几个耳光，直至打出鲜血。使用奥威尔式语言（乔治·奥威尔为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式的，意为受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译注）来说，军官对士兵殴打乃家常便饭，名之为“爱之行动”；而日本海军中军官对士兵饱以老拳，是为了整肃军纪，乃称之为“爱之鞭笞”。
人们常说，最无权的人，一旦掌握对等级更低微的人的生杀大权，就会变成最残暴的人。日本来到海外作战后，这种由于等级森严制度产生的被压抑的愤怒就会像火山似地爆发出来。在外国或殖民地的领土上，日本兵作为天皇的代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超过最有权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多年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如何在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以前，无论长官如何对待士兵，日本士兵都要默默地忍受；而现在则是：无论日本兵选择哪一种暴虐行动，中国人也必须默默地忍受。
病态的民族蔑视
学者们认为，侵华日军暴行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病态蔑视，这种蔑视是通过长期宣传、教育以及社会灌输而形成的。日本皇军中就是有那么一帮人，把中国人看成是低等人类。对日本人来说，杀中国人并不比踩死臭虫或杀猪更感到有更大的道德压力。事实上，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时，各级别的日本军人都把中国人和猪相提并论。例如，一名将军对记者说，“坦率地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完全不同，你认为中国人是人，而我认为中国人是猪。”一名日本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把中国俘虏每十人绑在一起，然后一批又一批地推到坑内烧死。这名军官在为开脱自己罪行时辩解说，他在杀中国人时的感受和杀猪时没什么两样。1938年，日本士兵东史郎在南京时的日记中吐露，“现在一头猪比一个（中国）人更值钱，因为猪肉能吃。”
迷信天皇与暴力
第三个因素是宗教。日本皇军赋予暴力以神圣光环，使其成为帝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极端性与狂热性，与中世纪时驱使欧洲人的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宗教法庭的力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33年，一名日本将军在其讲演中鼓吹“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
几乎没有日本人怀疑其在中国的使命是否符合正义。一名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永富白道说，他从小受的教育使他深信，日本天皇是世界的当然统治者；大和民族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种族；日本的使命就是要控制亚洲。当地一位基督教士问他“上帝和天皇谁更伟大”时，这名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天皇”。
有比上帝还高大的天皇站在自己一边，日本军队采取下一步行动便是轻而易举地接受这样一种信念：战争，即使随之而来的是极端暴虐，最终不仅惠及日本，也将施恩于受害者。有些人甚至把暴行看成是日本取得胜利的必要而全能的手段，而日本的胜利有助于在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下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个观念也反映在日本的教师和军官在无情殴打学生和士兵时，还坚持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痛打都是对学生和部下的爱护。
也许正是松井石根将军在试图粉饰侵华战争时，对日本盛行的“自我狂妄”心理做了最佳总结。他在1937年去上海前对其支持者说，“我上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作战，而是怀着安抚兄弟的心情去的。”后来他在谈及入侵中国时说道：
中日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亚洲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认为，这种战斗必须看作是促使中国人进行反省的一种手段。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仇恨他们，相反，我们太爱他们了。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大哥的对胡作非为的小弟忍无可忍时，为使其循规蹈矩而不得不鞭打他一顿。
必须记取历史教训
不管战后历史进程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将永远作为人类荣耀的一个污点而存在。但是使这一污点特别令人厌恶的是历史并没有为这个故事写下一个合适的结局。60年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埋葬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把他们埋葬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由于日本人无耻地抹杀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很少有人尝试根据事实与文献证实并向公众描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因此这场大屠杀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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