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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军事变革” 格局中的 中坚——熊光楷
作者：章晓明
1988年熊光楷出任总参某部部长后，更是注重这种及时的、有效的、信息量大的世界军情分析报告，保证每个月都有分量很重的咨文报送中央军委，以便军委高层及时掌握信息。
熊光楷工作的高效率和独到的战略眼光深得中央军委的好评，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又被授予中将军衔。
教授式的全能谋略家
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
作为中国军队的高层官员，一个谋略家，熊光楷在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同时，更多地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2000年1月22日，熊光楷赴美进行中美两国国防部第3次防务磋商，使自1999年因驻南使馆被炸而中断的中美两国定期军事磋商得以恢复。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务磋商都是熊光楷亲自率队。他还多次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防务磋商。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访问英国，与英军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举行了中英两国首次防务磋商，并在会晤了英国国防大臣胡恩和英国陆军参谋长沃克后，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的演讲。
熊光楷既是谋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学的许多演讲理性而生动，好评如潮。他喜欢吟诗唱歌，充满灵性。
“RMA”关键人物，欣赏科索沃战争风云人物科瓦什宁
曾有人问熊光楷，在与国际军事界的交往中，他最欣赏哪一位当代外国军事将领。熊光楷公开表示他最欣赏俄罗斯的科瓦什宁将军。
科瓦什宁将军是俄罗斯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执政前期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被认为是俄军队的少壮派。科索沃战争期间，面对美国及北约对科索沃的进逼和轰炸，科瓦什宁大将发出强硬声音：“如果俄罗斯面临生死选择，那么俄武装部队的一切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都应被利用。”战争后期，科瓦什宁采取先斩后奏之法，未得到叶利钦的同意，便下令俄罗斯200余名空降兵鬼使神差地出现在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机场，从而打乱了北约的整个部署，使北约在科索沃单独执行维和任务的如意算盘落空。
普京上台后，科瓦什宁与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就俄军发展战略曾有十分激烈的争论。谢尔盖耶夫曾表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通过核武器进行的。作为原俄战略导弹部队的总司令，他想把削减常规军队的费用花在核武器上。而科瓦什宁则主张把用在核武器上的钱用于常规力量建设，因为“俄罗斯最直接的安全威胁就是来自其最邻近的国家”。俄军对车臣战争的胜利似乎进一步佐证了科瓦什宁的观点。因此，普京总统准备牺牲“核武器发展潜力”来发展俄常规力量。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普京总统意识到科瓦什宁对核武器的排斥事实上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威慑力，与他的军事大国思想不相适应。为了使俄罗斯沿着战略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平衡发展的方向走下去，普京决定重新调整俄罗斯的军事发展战略，并于2001年撤去了科瓦什宁的总参谋长职务。
在熊光楷看来，撇开人们对科瓦什宁的争议不说，科瓦什宁是一位在俄罗斯军事改革、军事外交方面很有成就的军事战略家。比如他在军队建设上率先提出俄罗斯不能背上沉重的战略火箭军的包袱，应将其变成战略火箭兵，同时建立一个航天兵种，以成为未来的“天兵”，因为未来空间战争有可能加强。他提出俄罗斯军队分三个军种（即海军、陆军、空军）和三个兵种（即空降兵、战略火箭兵、航天兵），这是个很大的改革。
熊光楷认为，一个高级将领仅仅有敢上战场的勇气是永远不够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战略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自进入总参以来，他一直没有放松对军事战略的创新研究，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03年4月1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身着一身西服，突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今天在这里以教授的身份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作“新军事变革问题”的专题报告。
“新军事变革”这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为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写为RMA。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及战略学界就开始运用这一提法并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而在这之前，由于冷战结束，一场新军事变革已经悄悄萌芽。当时的基本判断一是两极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仍时起时伏；二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思想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以及军队建设及编制体制的调整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4年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美军有关RMA的研究工作。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和使用RMA这个词组。
中国对新军事变革的关注与世界同步。1991年海湾战争刚结束，江泽民就敏锐地观察到了高新技术在现代作战中被更多运用这样一个特点，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军队重视研究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为我军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的熊光楷便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各国新军事变革的特点，成为中国新军事变革的主要研究人员和重要智囊。
熊光楷的这次报告主要是围绕伊拉克战争展开的。他将伊拉克战争分为斩首、震慑、扩大战果3个阶段。他认为这场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反映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三大趋势，即武器装备智能化、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和作战样式体系化。而武器装备智能化具体表现为各类精确制导武器已成为战争的主角，精确制导武器占战争总弹药量的比重增加明显：越战时为0．2％，海湾战争时为8％，科索沃战争为35％，阿富汗战争达60%，伊拉克战争还会更高。军队编制体制精干化具体表现为军队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人数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指挥控制自动化则利用数字技术，以计算机系统作为战争的神经中枢，对战争进行指挥控制；作战空间多维化方面，过去一般是陆、海、空三维，现在运用的已增加到海、天、空、地、电磁五维；作战样式体系化包括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等。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在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基础上及时总结伊拉克战争，以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中国在国防建设方面既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又不能好高骛远”。“中国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防御能力正在逐步增强。”
针对伊拉克战争中期伊拉克方面做的非正规抵抗，熊光楷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他分析说：“我们既不要忽略战争中高技术的运用，也不能忽略战争中人的作用。”人文精神说到底是人本主义，世间万事万物都应以人为本，“因为一切高技术战争最终还是要落在人身上，人还是战争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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