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于会泳戏剧般的荣辱人生
作者：顾保孜
1969年4月的一天，刚修改完的《智取威虎山》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演出前，不善当众讲话的于会泳走到了台上，向代表们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他激动地说道：“总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江青站了起来，高声嗔怪道：“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说我可要离场了。”江青的谦虚不无做作，而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发自内心——因为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的今天!
于会泳为江青的“文艺革命”尽忠尽力，江青也对这个有才华的音乐家还之以厚报。转眼之间，各种头衔和官职令于会泳应接不暇：“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副组长、“十大”代表、十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艺术家陷入政治圈，绝非可以春风得意。于会泳无疑具有艺术家敏感而脆弱、富于想象却缺乏条理的天赋和气质，随着官运亨通，从搞戏转行为文化领导官员，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层政治领导层出不穷的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他迷惘、困惑，在无所适从中深感恐惧。何况他调到北京后，进入国务院文化组与江青有了更频繁的接触后，原先在于会泳眼中“第一夫人”头上神圣的光环，不久就由于她喜怒无常、暴戾无情，乃至出尔反尔、嫁祸于人的思想性格暴露无遗而逐渐被剥蚀了。
兴许是1974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后，对江青、张春桥颇为冷落，对起用邓小平倾注了热情，江青心情极为抑郁，于是于会泳等常常成了她的出气筒。
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为外宾演出《杜鹃山》，休息时喜好文艺的叶剑英元帅在于会泳身边坐了一会儿，对《杜鹃山》称赞不已。在另一边正同外宾讲话的江青见状，忽然尖声喊道：“叶帅，请过来坐嘛!”同时一阵阴霾从她脸上掠过。当演出结束，江青上台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轮到于会泳时，鼻中冷哼一声，就是不跟他握手。
几天后，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向江青汇报工作时，江青莫名其妙对《杜鹃山》发起火来：“有些问题我对你提过多少次了，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不肯修改!”说着说着她嗓门越来越高：“于会泳，我看你将来总有一天非和我闹翻不可!但是，我不怕!”说完，怒不可遏地摔门而出。
江青这番火自然是冲着那天叶帅与他交谈而来的，可是那天于会泳没有错啊，是叶帅自己主动走过来的呀!一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委屈和害怕，不由得呜咽起来……在一边的刘庆棠怕江青看见了火上浇油，便也跟着大声嚷嚷：“江青同志批评你也是为你好，你回去写份检查，请首长原谅。”
之后，于会泳只能就《杜鹃山》写了一份沉痛的检查，托人呈交给江青。江青这才稍稍解了气。但是于会泳心里对江青更加惧怕，做事更加小心翼翼。
这时，于会泳感到肝区隐隐作痛，到医院诊断为长期营养不良形成的代谢性肝火，如今由于工作劳累已转化为肝硬化，必须卧床休息，不然有可能变成肝癌。
正好，他被电影《创业》、《海霞》搞得晕头转向，沮丧至极，如今有了医生证明，心灰意懒的于会泳干脆称病不出了。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7、8日两天里，消息对外是封锁的，于会泳他们不知道，几次打电话给江青，回话都是说江青不在，有什么事情可以留言。于会泳很纳闷，以前江青外出，总是事前叫秘书打招呼，回来后也告诉一声，这次是怎么啦？外出也不讲一下，有什么情况也无法汇报。
毛泽东去世后，于会泳非常盼望江青能掌大权，在江青一伙表现出蠢蠢欲动的夺权野心时，他又有些担心：如果不成功，他们这些靠攀藤上去的亲信也就完了。所以，有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和江青单线联系，打听情况。江青当然很乐观，到处抛头露面，发表演讲，就像外国竞选总统那样，满世界地拉选票。她毕竟是女人，有她的预测缺陷。他们四个人，除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外，张春桥、姚文元虽掌握大权，但不是要害之权，再说王洪文也没有实质性的军权。这种情况下想夺权，岂不是痴心妄想!这种力量对比，于会泳心里早就盘算过了，估计不是一下可以实现的，说不定还会惨败的。但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江青他们会被绳之以法，并且如此神速!
怀着悔恨和惶恐，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九个月间，整整写了多达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终于取得组织上的宽大处理。这种不无侥幸的心理，在于他觉得自己是奉命办理，跟着江青不办也不行，有错误而没大罪；何况自己多少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几个戏，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是喜欢、肯定的。他期待隔离审查结束后，即使不当部长——这部长他本来就不想当了，也不能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戏总还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怀的侥幸和憧憬，不久就彻底破灭了!在1977年8月22日广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公开点了于会泳的名。
听到报告中点了自己的名字，于会泳的精神完全崩溃了。那夜他一宿没合过眼，第二天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服罪的同时，乞求能与华山谈一次话，期望这位驻文化部的最高领导能挽救自己。但是，正值这几天部领导无暇顾及，对看守人员发现于会泳神志恍惚不想活的动态报告，也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望眼欲穿等华山召见的于会泳彻底绝望了。28日上午，他在院子里散步时，瞟见厕所窗外一只盛放“来苏水”的瓶子，趁看守人员短暂离开的片刻，将它挪到了从厕所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来去厕所洗脸刷牙之机，于会泳将“来苏水”倒入了自己杯中，并用湿毛巾捂得严严实实地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间。
晚6点多，他用那枝曾谱写过不少动人乐章的笔，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点，于会泳缓缓揭开覆盖在杯子上的毛巾，然后走向了毁灭。
于会泳，荣于“文化大革命”，也毁于“文化大革命”。这戏剧性的荣辱人生，充满着别样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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