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郭沫若的两次婚外情愫

作者:桑逢康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安娜凭着女性的敏锐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似乎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个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实相告。
  安娜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他说得很巧妙,很机智,但终究有些模糊、含混,让人不得要领,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谈论婚姻中的哲学或哲学中的婚姻。安娜要实际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道: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以上所写根据郭沫若的自述《离沪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这些说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难中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套用那个时候的时髦语言,就是“革命加恋爱”,或者是“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认他“爱”过安琳,不过这种“爱”仅限于“精神上的表现”,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为“当众性交”的色情狂,纯系恶意的歪曲,断不可信。因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再说在兵荒马乱,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哪有那份闲情逸致?
  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郭沫若在亡命日本的后期,结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的女记者于立忱,并一度与之过从甚密。于立忱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经因为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聘任。不久她得了肺病,靠着《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边养病边工作。郭沫若和于立忱结识后,两人情意笃厚。在郭沫若眼里,于立忱就像一株大山朴,其叶如枇杷而更滑泽,其花如白莲而更芬芳。1936年12月16日的晚上,郭沫若曾约来东京作短期逗留的郁达夫一同去涩谷看望于立忱,于立忱和郭沫若当时互有诗作唱和。于立忱的一首七绝题为《咏风筝》: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郭沫若的和诗题为《断线风筝》: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恒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从两首唱和诗来看,于立忱的七绝隐含着忧戚哀怨,颇有些古代佳人自悲命薄的味道,郭沫若的和诗则似乎表现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某种愿望。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在东京的留日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当然不能坐视。于立忱稍稍有点活动,张季鸾便写信来要她回国,否则报社立即停发津贴。家道已经破落的于立忱只能听命于人,她拖着尚未痊愈的病体回到上海,两个月后自缢身亡,魂灵果然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永远消失在碧海晴天中……
  谢冰莹把于立忱的死因归咎于郭沫若,她在《于立忱之死》那篇长文中,有一段她和于立忱在医院中谈话的记录,现摘引若干片断如下:
  “三年前,他开始拼命地追求我,说他和安娜(郭的日本太太)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由于他是个富于革命性的作家,我佩服他,也同情他,唉!谁想到他竟是一个花言巧语,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大骗子。大姊,我上当了,我除了死,绝对没有脸见人!……”
  立忱放声地大哭起来。
  “放冷静!放冷静,理智一点。”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她。
  “这种伤心事,我如何冷静下去?”
  “好的,你继续往下说吧。”
  “……我由于钦佩他,同情他,而盲目地爱上他;自从受骗失身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非常冷淡,我就知道上当了。但他这时正言厉色地说:‘你放心,我一定摆脱安娜,我们两人回上海结婚。你腹中的一块肉,是我们两人的爱之结晶,我要负责到底,我不是善变心的人,你放一千万个心。近来我少来看你,为的安娜知道我在爱你,所以特别监视我很严,随便我到哪里,她都要跟踪。我只好偷偷地给你写信。’”
  “到半月前,他来找我了,安娜并没有来,可见他说安娜跟踪的话,是不可靠的。我告诉他,肚子里的孩子,已有三个多月了,我们再不回上海结婚,我无面目见人了!他吞吞吐吐地敷衍我,后来我逼他非具体答复我不可,他的真面目这才显出原形了,他说:‘只好暂时拿掉吧,反正你年轻,我也不老,我们还会有孩子的。’大姊,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骗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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