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难忘我在上海落实政策的日子
作者：陈锦华
上海的文化艺术领域，包括出版、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在全国影响很大，被称作全国的“半壁江山”。当时我作为文教组的负责人，有幸结识了许多人士，他们有事常找我，关系很好。我记得有天晚上，已经很晚，快凌晨1点钟了，我的秘书找我，说有电话，我问谁呀？这么晚了还找。他说是上海京剧团的。我一听，是张学津，当时上海最好的老生演员。他在电话里又气又急地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讲同他爱人吵架的事。我一想，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能表态，只是劝他不要生气，不要着急，说今天晚了，我们另外约个时间谈好吗？他同意了。你想想，如果关系不好，这样的家务事，他能在深更半夜找你吗？我常想，我们这些搞经济工作的人，实在需要结交些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那才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以下就是我同他们交往和有关落实政策的几个事例。
事例之一，是有关袁雪芬的事情。我刚到上海市文教组办公室的第二天，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就托人给我带信，用一个大信封封着，上面写着“转陈锦华同志收”。我打开一看，里面又是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请陈锦华同志转彭冲同志”。于是我就把材料交给了彭冲，彭冲拆开信封，里面又是一个信封，写着“苏振华同志亲收”。那天正好我们在一起开会，苏振华笑着说：“里三层外三层，里面藏的什么机密呀？!”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袁雪芬的要求信，说“文化大革命”前周总理写给她的20多封信，十分珍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她请中央工作组帮助收回。就这么一回事，她却那么谨慎，可见文化艺术界的这些名人，心有余悸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事例之二，是关于赵丹的落实政策问题。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大概是5点钟的时候，我的办公室离家很近，我下班后拿了些文件回家。我家有两个门，是平行的，一个是大门，一个是厨房的门。我到家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杨延晋的年轻导演，带了个人站在我家厨房门口。我是从大门进去，他从厨房的门把那个人领进来。我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就是一时想不出名字。当时我的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她推了我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我这才想起来，于是就请他坐下。赵丹跟我说：陈市长（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不好意思，你看你休息了，我还来打扰你。我说没有关系，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我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另约个时间好不好？”他说：“可以，听你的，什么时间谈都行。”就这样我们约好了第二个星期天再谈。到了那天，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他给我讲了这些年在单位里怎么挨批，在干校里怎么受批斗，被造反派殴打、侮辱，讲了很多事情。他开始讲的时候还比较冷静，比较克制，可是一讲开后，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的时候声泪俱下。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能到哪里去讲呀!”他听了我的这些话，更激动了，哭得更厉害了，跟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以前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被批评，很不愉快，陈毅陈老总就对他安慰过，赵丹很感慨。他讲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修正主义的罪名则是欲加之罪的一些东西。听完了以后，我说：“好吧，我来抓紧办。我有问题会找你，你还可以找我，反正我给你表示这事情我会抓紧办。”第二天我就把电影局的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赵丹的事情。我对他说：“赵丹来找我了，你们抓紧一点，赵丹这个人影响是很大的，应该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同意我的意见，他表示：我们抓紧做。不久，市委很快就分批讨论了，市委讨论的时候都是一批一批的。在市委会议上我讲：“赵丹找过我，我认为那些问题不应该算什么问题。”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大概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
事例之三，是关于李玉茹的问题。李玉茹是一个著名的、有才华的京剧演员。她唱梅派，也唱程派戏，能演青衣、花旦和刀马旦，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周总理很器重她，曾送给她程砚秋演的电影《荒山泪》，让她好好学习。李玉茹对周总理也是非常敬重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要做周总理的文章，阴谋打倒周总理，就着手搜集周总理的材料。他们找李玉茹，把她隔离了，对她进行种种迫害，没完没了，不让她演戏，不让她登台。后来她找我，讲这些事情，我说：“好吧，我找找他们，看能不能早点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找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臣，我说：“李玉茹找我了，能不能早点给她落实政策，让她演戏嘛。”李太臣表态谨慎，说你可以先看看档案。我把档案调来，档案中都是些李玉茹交代的材料和审讯笔录，也有些检举揭发材料。我没细看，大概翻了翻，便给了我们中央工作组联系文化局的同志看。我问：“这里面有没有‘三反’的东西？”他说没有，主要是议论江青。我说议论江青就更不是问题了，而且这些所谓的交代材料也是在棍棒逼供下写的，不可信。即使这样，也没有一条够得上是所谓的“三反分子”的材料。我就对李太臣说：我问过工作组的同志，没有“三反”的问题。她议论江青的事无非是说江青不懂戏，说那几个样板戏不怎么样，这些都不该成为问题，赶紧给她解放了，让她早日演戏，后来李玉茹也很快解放了。大概多少年以后，我回到了北京，担任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可能是1985年或1986年春节期间，首都企业家俱乐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搞了一个文艺活动，请了各界名人。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刚出会场的门，就看到李玉茹扶着曹禺进来了。我好多年没见她了。她见到我就很高兴地叫了起来：“陈市长，在这里见到你了。”我说：“你们怎么来了？”她说：“我们刚从法国驻华大使馆过来。听说你要来，我们也就过来了。”接着她就给曹禺介绍说，这就是我常给你念叨的陈锦华同志，就是他给我解放的。听到这里我都不好意思了，说：“你太客气了，你受委屈的时间挺长的，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曹禺说：“谢谢，谢谢，玉茹她老念叨你，说你好。”我说：“这都是应该的，不用谢了。”我常想，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名人，也真是好，那么迫害人家，后来按道理也应该早给人家解放的，人家不计怨恨，多少年后还想起你，对你那么友好，这样的名家到哪里去找呀!李玉茹确实是很好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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