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揭开哈佛“名牌”的面纱
作者：李欧梵
我倒从来未作此想。1976年离开普林斯顿时，我发誓再也不回东岸，因为东岸大学的“势利”我实在受够了。后来本想在中西部安身立命，却又受不住加州阳光的引诱和太平洋的呼唤，于是冒冒失失地离开另一所名校——芝加哥大学——到加州来了，当时还像唱歌舞剧的台词式地大叫一声：California，here I come!（加利福尼亚，我来了!）真是天真得如儿童，怎会料到在四季如春的洛杉矶会受那么多罪。所以当哈佛真的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真像得到救星一样，恨不得马上脱离苦海，回东部去!这就是我的“巡回”命运。
也许因为我本是哈佛毕业的，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感激，另一方面却有点不屑。不错，哈佛的确资源丰富，师资雄厚，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自己的一生，怎能不衷心感激呢？然而哈佛的名气太大了，甚至“哈佛人”自己都觉得老子是天下第一，这种自傲却令我不齿，所以常对朋友说：“哈佛有什么了不起，芝加哥大学就比哈佛好!”当朋友反问：“那么你为什么又舍芝大而来哈佛？”我一时无言以对。记得杜维明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当著名学者Robert Bellah离开哈佛的教职而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时，曾说了一句对哈佛的评语——这是一所“极高的平庸”（high mediocrity）学府，言下之意是指哈佛的教授在学问上虽然名气很大，但都不能像柏克莱的教授一样做“尖端”的学问。我听后信以为真，也觉得自己学术方面很平庸。
多年来我身在哈佛，得到不少体会，虽然是主观因素居多，但仍愿提出来与有心者分享，并接受批评。
哈佛的财源居世界各学府之首，这是一个事实。我刚接受教职时，校方给我房屋补贴、安家费、研究费以及退休金等各方面的优厚条件，实非一般美国大学可比拟，但当时我对之并不在意，即使薪水亦然（哈佛的薪金颇高，但并非全美最高，别校来“挖墙脚”时当然会给更高的待遇）。我最关心的是哈佛的环境，是否像普林斯顿那么势利。然而在哈佛经过两次半年的访问后，我反而觉得哈佛十分大度，各行各科的学问兼容并包，而且从来不干涉教授的教学和研究（譬如校方发给我两万元的研究费，任我报销，从不过问，这在香港的大学则不可想象）。哈佛对于他校教授的批评，更是毫不计较，甚至把批评者也请来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校方对于亚洲研究的学者从不视为“二等公民”。其他院系教授或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这也是全美皆然，我并不太计较，我自居边缘，时而向中心挑战，这其实是一种优势，哈佛的环境，可以给我足够的空间运转，余愿已足。在本系我也受到同事的尊重，不像以前我做学生的时代，没有人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作一门学问。
然而从西部各大学的“激进”眼光来看，哈佛还是比较保守，特别在各科的研究方面，往往不能以尖端研究带动“典范的转移”（paradigm shift），例如在“地区研究”（如东亚研究）本身，就不愿接纳“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因此我反而变成文化研究的急先锋。这种不愿冒险的学术作风，令哈佛不少教授养成一种“守成”的心态，在一个领域成了名就闭关自守，不再去接触新学问。哈佛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是制度上的，如要改革必须耗费很大的心血和很长的时间。就以我个人经验而论，哈佛在对种族问题上——无论在研究还是建制方面——都毫无创新，和加州的大学不同。至于哈佛教授以大师姿态唯我独尊、君临天下的心态，则正在改变中，不像以前那么明显，因为学术研究毕竟是无边界的，即使再闭关自守，也要知道一点外面的行情，山外有山，人上有人，何况哈佛时常做东召开各种学术会议，也借此吸引了不少新知和人才。然而哈佛教授的另一个“苦衷”却往往被外人误解为“自大”：几乎每位资深教授都需要主持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或工作坊，领导一批人马（包括自己的研究生和同行）从事集体研究。在外人看来，似乎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地盘”（turf），拥兵自重。这种情况乃形势所迫，因为他校的同行和学生也期望你“领导”全局，你如果不领导则会被认为失职或不尽责。所以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哈佛教授都忙得不可开交，自己著书研究的时间反而减少了。我在来哈佛之前就受到一个原在哈佛的朋友的警告：千万不要犯哈佛教授的“通病”——活动多、名气大，但著作少，书写不出来。所以我在任教后两三年发现自己开始染上此症时，就赶紧发愤图强，以牺牲晚餐的精神，把我的《上海摩登》一书写好了。
哈佛各教授的“地盘”制的另一个缺点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无法和其他学科的同事交流。我想其原因不是教授本人的保守（当然这种保守人士也大有人在），而是教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这个现象在“地区研究”领域更严重，譬如在“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午餐桌上，大家谈的都不外是中国，尤以当今政情为主，很少看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苏联或拉美的学者共餐切磋学问，如果真的共餐，也是以处理各委员会的行政事务为主。因此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研究”工作坊中，有时故意请外系的学者来主讲，又觉得不够，所以自己又去听外系的工作坊的演讲，学到不少东西，然而总觉时不我予，不像在做学生时可以旁听那么多门课，听演讲更不计其数。
在哈佛的外系同事中，我最熟也最尊重的是研究拉美文学的Doris Sommer，她以一本探讨拉美小说的巨著《奠基小说》（Foundational Fiction）享誉学界，我们又在“种族研究委员会”中是共同主席，共商大计。我从她的专业中得到很多启发，可恨自己的西班牙文早已忘光了，否则在她的工作坊中会获益更多。后来我和她打算合开一门“核心课程”，谈拉美和亚洲的移民文学，可惜准备匆促，没有得到“核心课程委员会”的批准。
哈佛“地区研究”——东亚、俄国、拉美和中东研究——的阵营特别强大，相形之下，南亚和东欧研究则师资甚少。非洲研究被纳入“美非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之中，以黑人文化为主，由于主持人Henry Gates的努力，成立不到数年已经变成全美第一。我和其中研究非洲文学的一位学者Anthony Appiah私交不错，也曾请他来我的工作坊演讲，可惜他未几就去了普林斯顿。我又因研究生辅修课程的关系，和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电影研究的同事见过面，往往是在学生口试的场合，可惜未能深交或切磋学问。在这一方面，杜维明显然较我活跃得多，他早已和宗教研究的同事建立不少关系，而外系的教授也视他为宗教研究的一位专家，并不仅限于他的专业——儒家思想。
由此我禁不住想对哈佛的师资作一个主观的评价，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偏见，不免有漏洞和参差不齐之处，望方家有以教之。
哈佛的文理学院最大，理科方面我不太清楚，但可能化学比物理强，而“实用物理”（applied physics，即工程）更弱。计算机学最近才成立，正招兵买马，发愤图强，但数学系的根基可能比不上相邻的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方面名人辈出，绝对是哈佛强项（医学亦然）。其他理科方面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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