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仁者心动
作者：沈宏非
出身江户幕府，夏目漱石不爽明治时代的西化风气，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恨。其实，即便礼不崩乐不坏，毕生疾病缠身的夏目亦注定与运动无缘：三岁发天花，十七岁盲肠炎，十九岁因腹膜炎误了大学考试。接下来依次是肺结核、胃病、糖尿病以及神经衰弱，五十岁那年，终因胃溃疡引起内部大出血死而翘翘。后之论者，或将夏目之死归咎于其对体育运动的态度不端正，思想不正确，意即锻炼身体必先改造思想。此说极是，思想有问题者如卡夫卡，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游泳的，他尝自供：“我像其他人一样会游泳，只是我的记性比别人好，就是忘不了以前的不会游泳。由于我不能忘记，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无济于事，到头来我还是不会游泳。”
不可否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黄金时代：运动为古之贤者所严重不齿。诚如夏目所言，“不运动并不是不会运动”，而是“没有运动的时间与余暇”。也就是说，这些人从不视运动为一种有意义的技艺，也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为运动而运动”上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什么是有意义的运动呢？例如，通过运动，把自己或他人训练成武士、忍者、大名或幕府将军。剩下那些当不了武士的勇夫，就只有健健身，做做运动，“被耻笑为武士的从仆了”——Just do it!
其实，身体的运动也只是被认可为作为技艺的运动的一个部分，在古之反动派们看来，有意义的运动以及运动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心性的锻炼或曰气的运动上。江户幕府末期的倒幕大将军西乡隆盛认为：“人心之灵至于气，气体之充也。凡为事以气为先导，则举措无失，技能巧艺，亦皆如是。”他还说：“凡做事要有事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心。”按此标准，“拿着球拍在人行道上乱钻”之类不仅是无耻的运动，而且是做人之大忌。
虽然崇尚体魄始自明治维新，西乡隆盛和夏目漱石生前都不曾料到的是，肉体的机械运动及其成果后来在日本不但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而且反客为主，成为“心性运动”的主人，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军国主义。三岛由纪夫可视为后军国主义时代一名猛男型遗老。《金阁寺》之后，三岛逐渐对语言失去了兴趣，相对于文体，他越来越相信肉体以及通过体育锻炼而改造过的肉体才是终极的语言，超越一切的表达。就如何正确对待体育运动而言，日本的现代化，一直要到村上春树在Brutus发表以下这篇谈话方才宣告完成：“我每周跑六天，每天平均跑一小时。除了跑步，我也游泳。游泳之后，身体的体形起了很大的变化，就像是思春期的少女站在镜子前的感觉一般。走到镜子前，清楚地可以看到自己体形的变化。看着自己身体不断地变化是一件有趣的事。”
显而易见，村上的看法不仅代表现代社会对于运动之功能（“功能”这个词已经取代了古典和浪漫时代的“意义）的一般看法。这种看法虽不致诱发英年早逝壮年自戕，并且在任何意义上都看不出有导致军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之可能，然而，灵与肉以及身与心之间在20世纪初叶被颠倒过来的关系，也更看不出有发生任何逆转的可能。在21世纪的今天，思想改造的人生大事已经让位于身体改造，与此同时，身体解放也压倒了思想解放，或者说，身体解放成了思想解放的必经之途和先决条件。事实上，自伍德斯托克以来，大部分以“解放思想”为号召的音乐会不如称之为运动会更为得体。就连旨在“解放心灵”的吃药，亦得借头部的定向机械运动完成。事如《村声》所言，身体借由摇头获得解脱。虽然古之思想苦闷者服药后也要暴走一番，但是，若将夏目之所恶、三岛之所好以及村上之所能三点连成一线，不难发现，所谓现代化以及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灵救赎”，依然不脱启蒙时代的“生命在于运动”（伏尔泰语）。
既不会又不能运动的废人如鄙人者，不想丧失尊严又不愿被时代抛弃，而今唯一的救赎，就是观看别人运动。不运动或不会运动并不表示不会看别人运动。现代运动除了甚具观赏性之外，也兼具部分自我认识的功能，即借由观看他人身体上的更快、更高、更强来达到自我思想上的更快、更高、更强，要的就是互动。1932年12月1日，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过午看同志成中学赛足球和女子篮球。所谓看女子篮球者实在就是去看大腿。说真的，不然的话，谁还去看呢？”据好事者统计，类似的话在季老日记里共计出现三次。有一回，还因人家“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