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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之谜

作者:李 臻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 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当然,他并没有闲着。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国民党如此大的恩惠,他更应当努力地工作。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它们是《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已经一一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们对冈村宁次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一席点拨,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冈村宁次自己曾写道:“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国民党)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国际军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6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审判。冈村宁次再次变得惶恐不安。
  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冈村宁次才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三年了,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
  冈村宁次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前来监室“慰问”,点拨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表示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
  审判还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这个案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拖了下去。期间,汤恩伯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对其判无罪,蒋大致同意。原本,蒋介石对无罪释放冈村宁次还是存有一些顾虑的,国民党内部对此也颇多争议,但经过汤恩伯的一番劝说,蒋介石终于下了放冈村宁次一马的决心。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判断蒋介石是头脑发热还是太重感情。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六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如下: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就这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在中国人民愤怒的声讨中,踏上了驶向日本的轮船维克斯号。
  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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