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一个被收容的“民工作家”的经历
作者：肖春飞 等
朱学仕是甘肃省平凉地区泾川县人。1992年，21岁的他高考落榜。复读，要一千元钱，对这个农家子弟来说，这不啻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农村孩子，要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当兵和上大学。”朱学仕对新华社记者杨金志说。
无奈之下，酷爱读书写作的朱学仕放弃了上学的努力，来到内蒙古，找到一家化工厂，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工厂把朱学仕安排在流水线上做苦工，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五十元。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朱学仕本来想继续干下去，但是因为一件事，他放弃了这个工作。因为厂长曾经极其轻蔑地对工人们说了一句：“四条腿的驴难找，两条腿的人还不好找？”朱学仕顶了他一句，卷铺盖回了家。
朱学仕在家呆了整整一年，种地。1995年，他怀揣两百元钱前去上海，想打工，甚或是有机会读个夜大什么的。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四顾茫然。天黑了，他看到许多民工就在火车站广场席地而卧。他也在露天睡了七天。每天白天则是买报纸，寻找招工广告去应聘。当时，正巧有个安徽人出现在一群民工面前，询问谁想做建筑工。朱学仕二话没说，跟着他去了上海西南角的金山区，给当地农民盖楼房。到了年底，安徽籍的包工头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把所有工程款席卷而走。朱学仕和其他几位民工站在工地上呆若木鸡，欲哭无泪，只差从楼房上纵身一跃。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民警却告诉他们：“你们无业流浪，得把你们遣送回去。”朱学仕听说过收容遣送的厉害，没有敢再多说，准备自己回家。
可是，没有钱，怎么回得去呢？他想去火车站，从金山到上海市区的公交车票要三块九毛钱，他连这点钱也没有!刚上车就被售票员赶了下来。他只好选择步行到火车站，这样整整走了一天。到了火车站，没有钱买火车票回家，只好像以前一样，等着有人来雇佣。
这时候，一个老板来问他：“愿意去宾馆打工么？四星级、五星级的饭店都做。”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的事？!饥肠辘辘的朱学仕马上跳了起来，跟着老板就走。老板带他到了锦江饭店——上海顶级的饭店之一，有几十层高。老板手指往上一扬，朱学仕顺着他的手往上看，只见几个人像蜘蛛一样被一根绳子吊着，攀爬在大楼的外墙上。老板告诉他，这就是他今后的工作——洗楼。而且，当场就要试工。朱学仕硬着头皮做了一回“蜘蛛人”，在高空往下一看，地面上的人像蚂蚁，车辆像甲壳虫，出了一身的冷汗。待下到地面，老板满意地拍他肩膀：“你验收过关了。”这项危险性极强的工作，没有任何培训，没有任何人教给注意事项，只要有胆子在仅有一根绳子的保障下爬那么高，就算“验收过关”了。
从1996年到2000年，朱学仕做了五年“蜘蛛人”。这期间，他不是没想过改行，但是没有机会。一次，他听说一座酒店摔死了两个洗楼工人，每个人只赔两万元。这对朱学仕的震动很大，一直想改行，但是找不到其他工作，因为他接触的圈子都是洗楼的。
朱学仕和其他工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当别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在摇笔杆子写东西。对于写作，朱学仕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爱好。读书的时候，老师总是把他的作文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1997年，他写了一篇小说，描写一个洗楼工人包身工式的生活，被老板极度盘剥，而自己当上老板后，对工人的盘剥愈加变本加厉，如此恶性循环。结论是：不奸不诈当不成老板。这篇文章给老板看到后，当场就给撕得粉碎。这位老板，以前是上海的一个下岗工人。
2000年1月6日，朱学仕被收容遣送了。当时春节将至，查暂住证查得紧。朱学仕从市区跑到西郊的虹桥地区，准备投奔老乡。谁知，在老乡的出租房里，两个保安抓住了他，说：“今天又能凑个数了。”朱学仕被送往警察署，他拿出一张《新民晚报》，上面的“七彩民工”专栏登有他的文章。他对民警说，自己不是盲流，是一个有正式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因为没有暂住证，民警罚了他五十元钱，说：“让这个小伙子走吧，不遣送了。”朱学仕知道，按照“惯例”，这个罚单最起码能够顶三天，确保他不被再收容遣送。
当天下了一天雨，他没有回去，又到老乡那里居住。第二天凌晨2点，门被警察和保安踹开。朱学仕睡眼惺忪地问：“不是交了罚款了么？”
“那不管，你就凑个数吧!”保安答。
晚上，朱学仕被送到上海市徐汇区收容遣送站。当时，上海的收容人员往北一般送往徐州，往南一般送往金华、南昌等地。在漫长的等待中，有同样被收容的民工告诉他：“要是被送到徐州就完了，那里会打死人的。”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已经有人来搜身，朱学仕将五十元钱藏在内裤里，没有被搜出。他看到，被搜出东西的，有人给开了票，有的压根就不开票。搜完身，有工作人员塞给他一床被子和牙刷牙膏等物品，说：“这是为了你们好，是关心你们。”
在徐汇区遣送站住了四天，每天就吃青菜米饭。
1月11日晚上7点多，朱学仕和其他三百多人被装上火车，火车在夜色中开往徐州。凌晨5点多钟，车到徐州，窗外飘着雪花。下车时有人试图逃跑，结果被抓住，被打得像杀猪一样嚎叫，疼得在地上乱滚。
站台上有几辆全封闭的汽车，三百多人全被赶上车，一车能装几十人。上车稍微慢一点，橡皮大棒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这种大棒是专门用来对付收容遣送者的，前端用橡皮裹住，里面有狼牙棒一样的钉状突起，打在身上很疼，但是又不会有外伤痕迹。车上闷得喘不过气。
走了一段路，车门打开了。一个管理员大叫道：“操你妈，狗娘养的，全给我下车!这里是‘徐遣’，打死你们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说话间，橡皮大棒便抡了过来，一阵乱打相当于“下马威”。
登记的时候，一个管理员问：“有没有钱？一千元可以自保释放。”一位民工交了五百元，但是没有放人。朱学仕还看见，一个管理人员问一位民工：“有钱没？”民工答“没有”。管理员一脚将民工踢倒在地，破口大骂，并开始搜他的身。搜身的过程极其干脆，上前将衣服一撕，一排纽扣飞了出去。上身没有搜到东西，管理员又扒下这位民工的裤子，从内裤里把钱搜了出去。管理员恨恨地说：“还骗人!”
总是有人被打倒在地，站起来的时候，工作人员的手中已经拿着一叠钞票，同时威胁道：“再藏就打死你!”
第二轮搜身，有人藏在鞋底的钱也被搜了去；第三轮搜身，好一点的衣服也被拿走了……这以后关在遣送站的日子里，搜身是家常便饭。
朱学仕在遣送站呆了七天。每天，工作人员就威逼收容人员互相殴打自残，抓头发、打耳光、“开飞机”、打板子，没有招数了还要自己想办法“创新”。朱学仕还听说，一个老人因为不堪毒打和恶劣的生活环境，死了。
工作人员总是逼着民工说出家人朋友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这样，他们就可以向民工的家人朋友索要“赎身费”。当然，最好是民工自己通知家人朋友送钱来。“要是不通知，就天天打你!”1月17日，在一个朋友花了四百元钱赎身后，朱学仕终于逃离了“徐遣”。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人样了。回首在遣送站的一个星期，朱学仕说：“金钱把人性泯灭了，人暴露出了比野兽还疯狂的一面。”
朱学仕曾经在遣送站里对其他民工说：“出去投诉他们。”但是没有人敢附和他。出来后，朱学仕做的第一件事是赶快办一张暂住证，然后，他开始单枪匹马地投诉徐州遣送站。他写了一篇文章记述自己的被遣送生涯，然后打电话给上海各大媒体。
因为经常投稿的原因，朱学仕认得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谢海涛。这位山东籍的编辑是一个善良的理想主义者。1月20日，他刚回到上海便给谢打了个电话。谢海涛说：“你赶快过来!”见到谢海涛，朱学仕放声大哭。看着朱学仕肿胀的脸、瘦削的身体，谢海涛忙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赶快去吃饭。”谢点了五六个菜。快吃完的时候，谢海涛吩咐服务员，让饭店再做两个菜，打包让朱学仕带回去吃。朱学仕问谢海涛：“你们能帮我申冤么？”谢海涛怅然道：“你把记者想得太那个了，我们有我们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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