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在监禁“四人帮”初期做江青的看护

作者:王 凡 东 平

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己说服解答自己的困惑疑虑,自己安抚自己内心的不安情绪;还要照顾好江青的生活,并帮助她尽快地实现从依赖他人服侍到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转变。
  
  一向乐观爽快单纯的马晓先,在那些日子里变得沉寂寡言了
  
  让马晓先承担此刻江青的看护任务,可以说是组织上对她的极大的信任,但对马晓先本人而言,则是内心经历了一段极不平静的旅途。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也曾受命护理一些濒临和处于被打倒状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像朱德、刘少奇等。但一来这些人以往在人们心目中都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二来在接触中,感觉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三来当她到他们身边工作时,他们的情况基本已经定了,她没有在他们身边经历从领袖到“走资派”的转变,也不需要作从笑脸到冷眼的调整。护理他们,马晓先没有太大的思想障碍,基本能够心情平静地做好工作。
  但对江青却有着很大的不同,10月6日前后,仅仅一夜之隔,江青就从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此前,工作性质是为首长服务;之后,则有了看管的性质。两个人的角色都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换,内心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却还要如影随形地呆在一起。
  毕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江青过惯了由人照顾的生活。在她被隔离审查的初期,一下子把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撤掉不行,要改变以前的状况,也得让她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因此对江青不光是看管掌握情况,还得照顾好她,保证她的健康,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
  过去,江青身边有一个工作班子,包括秘书、警卫、医护人员、厨师。出了什么事情、受到什么委屈,大家都互相理解,可以在一起说说,商议排解。就照顾江青的生活而言,也是由几个人分担,偶尔出现纠纷,还有规避回旋的余地。
  而此刻,一切都只由马晓先一个人全盘接下,所有的问题,也只能由她一个人来应对。没有人来具体指点,也没有丝毫经验和参照,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与江青相处,她只能自己谨慎地摸索,一向乐观爽快单纯的马晓先,在那些日子里变得沉寂寡言了。
  就是因为陷于这种从未有过的经历和煎熬之中,在最初的大约一个星期时间里,马晓先的精神绷得非常紧,饭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每天在看护江青睡下后,她顶多能睡上一个小时。马晓先非常担心由于睡眠不足,导致白天工作出纰漏,于是就跟领导提出要一些安眠药,但领导上没有同意。她又向其他能见到的人要,但有些人虽然能拿到安眠药,却不敢自作主张,谁也不敢给她安眠药。
  
  江青并不总能控制自己的心绪,有时挑起事端发泄不满,有时在默默地写日记一类的东西
  
  那一时期,马晓先不光要像以往那样,照顾好江青的吃、喝,保证她身体的健康,她的日常生活,还要教江青逐渐地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因为以后她不可能再继续昔日那种事事靠他人照顾的生活了。
  她教江青自己洗衣服,长期没有自己洗过衣服的江青,不知道先要把洗衣粉放在水里溶解,把衣服放在水里洗,而是直接把洗衣粉倒在衣服上揉搓,马晓先就手把手地教她。马晓先还要教她自己擦桌子,自己整理床铺,自己搞房间里的卫生,自己刷洗自己用的浴缸等等。
  江青显然心里也明白,自己不动手,一切皆由他人伺候的日子不会永久延续,所以有时能平静地跟马晓先学习生活自理能力。但她并不是总能控制自己的心绪,有时还会挑起事端,发泄她内心淤积的愤懑和不满。
  最经常的是挑剔饭菜,要不就是嫌饭硬,要不就是说菜咸了或淡了;说房间里有风,影响她的健康。有时候,她会拒绝自己打扫室内卫生。江青虽然很清楚她目前这种处境是中共中央的决策,但她却对马晓先嘟囔:“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
  每当这种时候,马晓先就觉得又见到了隔离前的江青,偶尔也会让她想起原来在江青身边的工作班子。工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是江青的厨师程汝明。那时谁都怕江青发脾气,只有程师傅能治江青。江青也经常挑剔饭菜,让退回去重做,可程师傅不理她,搁一会儿就原封不动地又让给端回去了,弄得江青也没了脾气。因为只有程师傅做的饭菜最对江青的胃口,江青离不开他。所以即使她真的对某次饭菜不满意,也不对程汝明发火,而只能拿别人撒气。
  此刻,江青已经被隔离,成为历史的罪人,她不仅不能再颐指气使了,而且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对她进行管束。在后来的日子里,中央办公厅曾组织过对江青面对面的批判,有人还因为她态度恶劣出手打人而对她还了手。但马晓先并没有因为两者的角色和处境变了,就对江青言语生硬或加以诘责,而是等她情绪好了,再要求和督促她习惯自理生活。
  住在地下室的那几个月里,马晓先看见江青有时在默默地写日记一类的东西。这些文字的东西,后来被有关方面收存,因此马晓先也被告知了部分和自己有关的内容。她告诉笔者,其中也有个别像“连小马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之类的话。
  直到从地下室离开,江青在这里能接触到的人员中,只有马晓先一人是她认识的,是曾在她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其他的人员她都不认识。因此在她所写文字中,涉及到她身边的人员,只有马晓先的名字她能写出来。那么,当她要用文字表达她对待遇和服务的不满时,也就只有向这个她唯一知道的名字来发泄。
  在“四人帮”隔离审查期间,他们的伙食标准是由上级规定的,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比机关工作人员水平还要高一些。早餐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饭多是一荤、一素、一汤,主食是米饭、馒头。饭菜注意到时不时有所调剂,面食也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
  在地下室后来一段时期,江青的起居、饮食和情绪就比较稳定正常了。马晓先说江青甚至比她适应得还早,因为江青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而且处于没有事情的状态,她反倒没什么精神压力,想睡觉就可以睡觉。
  过去,江青一直是靠安眠药入睡的,此刻一粒安眠药也不给她了,却并没因此而影响睡眠。“她最初是否提出过要安眠药?”笔者问。“没有,她来到这里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显然,她对她将受到怎样的对待心里很清楚,所以她适应得很快,没有安眠药也睡着了。”
  因为江青有便秘的老毛病,所以她比较喜欢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这些基本都能满足她。过了一些时候,江青还自己主动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蔬菜。这都是很对她的病症的,多年来她对自我保健还是相当注意和精通的。
  白天,江青有时还看上去很认真地在翻阅《毛泽东选集》,但躺着的时间更多一些,有时她睡熟了,有时则处于似睡非睡状态。江青有时也会提出像“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你们这样,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一类挑衅性的问题。马晓先对这些还是有些心理准备的,总能以无懈可击的言辞来回应她。
  笔者曾经采访过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四任委员汪文风,他曾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审讯组组长,他多次到秦城监狱和江青谈话。他告诉笔者,当时的江青绐他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她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江青在每次和他们见面前,都要平整一下自己的衣服,用手抚一抚头发,弄得一丝不乱。于是笔者问马晓先:“隔离到地下室以后,江青的情况骤然地出现了巨大的变异,长时间也没有什么人来看她,她还注意自己的仪表吗?”
  马晓先说:江青历来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这一点在她刚到江青身边不久就注意到了。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多数人都觉得,江青在衣着、装束上是比较有品位的。江青的衣着和她的年龄、皮肤颜色的搭配等等,在审美上确实让人感到很适度合体,也很大方。她对自己仪表的注重有时达到了过分的地步,甚至表现为在接见外宾前,连马晓先她们都分明地看出江青的紧张,她很怕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得体。
  没有阳光的日子,到了1977年春季终于结束了。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约请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等,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会,议定将一直由中央警卫团拘禁的“四人帮”,移交给公安部看押。
  4月10日,江青被从那座地下建筑解往秦城监狱,马晓先担任途中看护的任务。她说那天是她几个月以来,第一次置身和吐纳于大自然之间,随后又得以沐浴真正的阳光。
  回溯那段日子,马晓先感慨万千。她思考了许多在忙忙碌碌工作的日子里,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不会去思考的问题,她感到了人的命运的莫测,人的一生会在瞬间发生天渊般的巨大变异。其中有些宿命不可知的成分,但更多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追求与操守。人,必须自己把握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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