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陈逸飞传》序
作者：杨长勋 余秋雨
那天在纽约亨特学院演讲，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演讲结束时有现场交流，由于听众数量大多，主持人怕一一站起来提问占据太长时间，就改用写纸条提问的方式。我把一大叠纸条拿在乎上一张张回答，发现有很多问题是重复的。重复最多的问题是：全世界都看到，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精神文化却明显滞后，甚至出现到处制假、造假的狂潮而无羞耻感的约束，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应该如何解决?
这是一个大题目，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表达我在这方面的沉重思考。
从这个大题目派生出来的一个小题目，至少也有三张纸条问到：现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也不慢，文化人的队伍也不小，为什么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却成果寥寥?
我知道，他们所说的“成果”，与我们每年大规模颁奖、汇演所制造的热闹是另一回事。
我回答说：“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学艺术的最高创造者永远是极少数。他们总是分外孤独、辛劳、烦闷、脆弱，他们总是备受嫉妒、非议、刁难、剥夺，因此，要让他们消失太容易了。过去，群体性的所谓‘创作繁荣’完全不在乎沈从文、张爱玲的悄然搁笔，现在才知，后者的分量可能远远重于前者。但现在，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对真正独立的文化创造者的保护机制，而且磨损机制却大大加强了。”
说到这里，我又鬼使神差地重复了一句：“是的，他们大脆弱了，大容易消失了……也许在他们消失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消失的分量，但来不及了。也许人们永远也不知道……”
“说得好!”一个声音从第三排中间响起，那是年迈的夏志清教授，他也屈尊前来听讲了。
02
我不能不相信，那天下午，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击中了我。
后来仔细算来，正是我一再喃喃地重复“他们大脆弱了，大容易消失了”的时候，陈逸飞先生在上海处于弥留之际。我演讲的亨特学院，正是他当年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的地方。
第二天，美国网站上立即出现了他不幸去世的消息，好心的网友在后面又加了一句：“他的好朋友余秋雨先生正在这里巡回讲学，怕影响他的情绪，我们暂时不告诉他吧。”
但是第二天，我就知道了。
那天我去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演讲，穿上了陈逸飞先生多年前送给我的一套制服。我的行李箱里居然带了这套制服，想起来也有点奇怪。
国会图书馆的负责人用很隆重的仪式欢迎我，在我演讲开始前向全体听众出示一本本馆藏的标有我名字的书，并一一进行介绍。等我开讲，开头就说：“我要介绍的，是今天我穿的这套制服。”然后，我告诉听众，这几天，中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听众其实都知道他，礼堂气氛肃穆了。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在远方悼念着我的朋友。
此后，我轮着到马里兰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休斯敦的华文作家协会演讲，每次都以这套制服、这位朋友开头。我要把悼念延长，我觉得他有这个资格。
03
这套制服，他是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送给我的。
他知道我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要投身于穿越北非、中东、海湾、中亚、南亚的贴地历险。此途之险，其他友人知之不多，但他比较了解国际形势，态度立即郑重起来。
他让凤凰卫视的摄影队来到他的画室，拍摄他的一段谈话。他讲述了我们这次世纪之交万里历险的重大意义，特别强调了我参与其事的特殊意义。他说，他与我同龄，因此更能体会我在这般年龄下这般狠心的文化责任。他预言这次壮举将在全球华人观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我知道，他发表这番谈话，是怕早巳分不清大小轻重的文化界在热闹喧腾间把真正的大事看轻了。
然后，他送给我这套制服。
由于我和他长得比较像，很多人经常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或亲切地称呼我“陈先生”，因此，那天我接过他的衣服时开了一句玩笑：“万一我遭遇不幸，我会穿着这套制服，人家更分不清是谁了。”
“那就算我们两个一起不幸了。”他接口，但又立即拍打了一下我的肩：“笑话!笑话!不能讲这样的笑话!”
04
我知道，那几个月，他天天在电视机前紧盯着我。
谁知，我一回国门，就遇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诽谤事件。
在今天不少文化人心中，多么渴望着一个同行被轰倒的消息啊，尽管他们明知这令人刚刚冒着生命的危险万里归来。’
由于对我一切诽谤的起点总是在上海，那次我回上海的心情不仅是黯淡的，甚至是愤怒的。但是，刚到上海，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那是上午，他说他昨夜才从伦敦回来，要我中午就到一家叫Face的餐厅见面。
中午的餐厅，生意清淡，没有叶子的树丛在寒风中颤抖。那天很冷，我远远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餐厅门口，衣服穿得很厚，在迎我。我一路遇到塞车，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他刚刚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因此显得颇为疲惫。
这个餐厅是泰国式的，里边生有火炉。我脱下外衣，露出他送我的这套制服。他眼睛一亮，说：“还穿着这套!那么艰难的路，总算给你走完了。”
然后，坐下，点菜。他想安慰我几句，但不知说什么话。因为他知道，他想说的，全在我心里。我和他相识，已经三十多年，正是诽谤者所指的年代。那个时候我刚刚浑身困乏地从军垦农场回上海不久，为学生复课编一些教材。后来看风声不对，便躲到家乡山区去了，而我的家乡，也正是他的家乡。
我随意地吃了几口菜，讲起在那些恐怖地区历险的事情。
“那些人真恶劣!”他突然冒了一句。
“实在是恶劣透顶!”他又加了一句。
我突然明白，他不是指我刚刚在说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而是指诽谤者。
但是，除了这两句，他再也不想用其他语言评述他们。
后来，我又去远行了。
回来总会见到他。但我外出的时间大多了，回上海的机会已经很少。回上海需要寻找的理由，除了看望家人，就是看望很少几个朋友。在文化界，主要是他。
05
最近几次见面，都可以听到他在温文尔雅的叙述中吐露出越来越多的郁闷。
我理解他。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既遭到过“文革”灾难的摧残，又经历过冰河解冻的喜悦，具有一种后代难于理解的社会责任感。他自从在绘画界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地位之后，正遇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便兴冲冲地回来，希望快速富裕的大地不要在荚学上付出太大的负面代价。美学上的负面代价是难于弥补的，这在国际上有大量教训。这件事，似小实大，因为美不美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也关系到后代的启蒙。因此他把自己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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