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性情中人周恩来
作者：李慎之 顾保孜
两次发火
有人说，周总理是不会发脾气的人。我追随总理左右的日子并不长，而且自从1957年以后，一别竟成永诀，但是我还是见到过他两次发火。
一次是1956年12月23日，在巴基斯坦的海得拉巴，正当总理访问亚欧11国（越、柬、巴、印、苏、匈、波、阿富汗、尼泊尔、锡金）前半段的末尾。那天上午，主人安排总理参观他们认为管理得法、效益很好的一家刀片工厂，好像是一家合资工厂。厂方特别热情地介绍总理去看他们非常得意的一个模范工人工作的情况。这个工人其实是一个童工，年纪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十四五岁。他的工作是包装刀片。我们没有见到他包装单个的刀片，而是把一些（可能装一打刀片的）小包再包成中包。把中包再装成大包就不是他的事了。他瘦小的个子，枯干的皮肤，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下的刀片，两条胳膊、一双手、十个指头的动作完全同机械一样规律、整齐、匀称。只见他微微一欠身，手指头不知怎么一动，一包刀片就已经包好，平平整整、四楞八角地跟着传送带走了。厂主就笑眯眯地请总理阁下（Your Excellency）注意他的动作，等着总理赞扬。不料刚才还满面春风的总理看了一会，二话不说，就扬起声音指着厂主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人，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怎么能把人当作机械来使唤，这是不把人当人嘛!……”总理越说越激昂，脸都涨红了。厂主大概没有想到中国的总理会有这样的反应，不好再说什么，只好连连说：“是，是，是。”同时，旁边早就有人用盘子托了一大包刀片（估计总超过一千片），上面还用缎带扎了一朵大红花，厂主就拿过来作为礼物送给总理。更出人意外的是，总理接过以后，不是像往常一样表示一下感谢以后就交给随行人员，而是径直走到那个工人身旁，双手捧着送给了他。可怜那个孩子心无二用地还在继续做那完全机械式的工作，根本不知道刚才在他旁边发生了什么。总理与厂主的说话是通过译员用英语进行的，虽然英语同乌尔都语一样是巴基斯坦的国语，但那个出身下层的贫民子弟多半是听不懂的；即使听得懂，他那高度紧张的神经也不大可能听得进周围的人在说什么。总理对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祝你一切都好。”这话最后翻成乌尔都语，那孩子应该听懂了，但还是反应不过来。他接过了那一大包刀片，还是两眼发直，显得手足无措。总理接着还问了他一些问题，如家里还有什么人，生活怎么样之类，他只是发呆，一时竟答不上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总理已经逝世二十多年，那孩子如果还活着，也应当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我一样永远记着这一幕。
第二件事与我个人有关系，发生在1954年7月21日，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的那天晚上。
好不容易，日内瓦会议开了三个月，第一阶段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讨论了两个月，无结果而终；第二阶段总算开了不到一个月就达成协议，通过了最后宣言。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任务是负责会议新闻，因此每逢开会就随团进入会场去听会。可是那天下午，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总理嘱咐我不要去会场了，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等全文发完，就大功告成。这本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料总理“所托非人”。
我这个人办事，一般来说还可以算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天性不能细致严密，因为马虎或者糊涂或者一时慌神而出错，在我是常事。
别墅楼上，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事时，就享受着日内瓦的阳光和空气，看看窗外花园里极美的景色，自以为“兢兢业业”地完成了任务。一直等到总理率领代表团回来，我才回到自己住的日内瓦湖边的旅馆去，过了10点就上床睡觉了。
不料到了半夜12点左右，床边电话铃响了，是总理的机要秘书陈浩打来的。她说：“你快来吧!你怎么搞的，从来没有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我大吃一惊，赶快赶到别墅，心想不知犯了什么大错误了。等我赶到别墅，陈浩告诉我：“北京来电话了，说我们发回去的最后宣言比别的通讯社所发的少了好几段，总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等着你哩!《人民日报》已经印了24万份了，因为新华社把你发回去的稿子同外电对，对出了问题，已经停机不印了。”我仔细回忆，才想起大概是打在极薄的打字纸上的原稿，在被我剪成一段一段的时候，有的竟被风吹走了，因为我的办公桌正好临窗。
我怀着极其惶恐的心情走进总理卧室，看他似乎还余怒未平，就叫了一声“总理”，等着挨一顿严厉的批评。不料他说的竟是：“你来了，我气也生过了，火也发过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你到机要室去看看我给中央的电报，然后赶快补救，北京还等着呢。”
我去看了总理亲笔写的电报，一个字也没提到我，只说他自己“应负失职之责，请中央给予处分”。
那天晚上，感谢陈家康同志陪着我把最后宣言的中文同英、法文原文仔仔细细重新校订了一遍，也改正了一个错误（家康同志是懂法文的），最后发回北京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校订定稿以后，家康自己去睡觉了，我则一个人在屋里写检讨，又誊正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交给总理。总理一句话也没有说，叫我交给李代表。李克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个不严密的毛病，要好好向总理学习。”
回到北京后，人家告诉我，7月22日的《人民日报》到中午才出版。
我自以为受过良好的公民教育，料定这次玩忽职守罪是逃不了啦。我也绝无逃避的意思，准备被起诉，坐牢半年或者三个月。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决无怨言，总理都自请处分了嘛。
不料第二天，也就是7月23日，总理又叫我随同他一起访问柏林，然后是华沙、莫斯科，最后回北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两次视察
1973年6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在阔别了延安20多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曾经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筹帷幄、主宰中国命运、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黄土地！
总理回到延安，就打听当年的邻居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想看看他们。后来，总理听说一个邻居住得不远，就叫当地人带他去看看。走进这位老邻居的窑洞，总理沉默了，老百姓的日子苦啊!眼前的贫穷情景，总理一眼就看了出来。虽然老乡一再说，他们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总理没法松开他的眉结。
总理离开老乡窑洞时，一定要请老乡到他住的地方吃饭。主食是小米饭。黄澄澄、香喷喷的小米饭端上桌，总理眼眶却红了。他吃不下饭，默默注视着老乡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咀嚼着香甜的小米饭。
一颗泪珠从总理消瘦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滴在饭桌上，总理连忙擦去，埋头吃饭。这颗泪珠没能瞒过老乡。老乡看见总理落泪了，心里发慌，悔不该大口吃饭，让总理知道他们的生活贫困吃不上细粮。老乡惶惶不安起来，不敢再添饭了。总理却坚持要为他添饭，让他再多吃一点儿。老乡几乎是含着泪吃完了总理为他添的这碗饭。
当晚，周恩来在自己的房间和延安地区革委会的领导谈话。从晚上10点一直谈到12点，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们在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人走出房间。大家进房间，想安顿总理睡下。一进门，他们不由地停下脚步……总理阴着脸，眼神发直，情绪低沉，好像非常难过，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也不动。
共和国的总理用什么报答养育过他的延安父老乡亲？热情？讲话？指示？周恩来知道，延安需要中央给政策，给优惠政策!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还处在无序的混乱之中，中心工作不是经济，而是政治。这使得总理忧心忡忡，非常不安。他只能给延安的领导立军令状，压担子，鼓励他们放开手苦干，带领群众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
总理究竟在沙发里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总理面带微笑，也带着心事，离开了延安，陪外宾返回西安。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加拿大特鲁多总理一行前来洛阳访问。下午，摄影记者带着照相机，跟随周恩来驱车前往著名的雕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游览参观。
周恩来和贵宾走进宾阳中洞。这个石窟的雕像是释迦牟尼，窟顶刻着华丽的莲花宝盖，矫健飘逸的伎乐飞天迎风翱翔，是北魏的代表作。
看了宾阳洞，来到禹王台。这里正在出售龙门碑刻拓片，周恩来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当他知道这是魏碑拓片后，就拿起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拓片反复地看，有些爱不释手。他问：
“多少钱一套？”
“500块。”
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得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
秘书向总理建议说：“是否到北京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
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了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
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市委领导脸上有些挂不住了——总理喜欢我们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我们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连给总理送拓片都送不起？那也太寒碜了。他马上向总理提出：“送一套!”
“嗯——”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怎么能这样呢？”
市委领导不好再提“送”了，因为这是周总理最忌讳的“礼节”之一，也是他铁的纪律，更是他为人清廉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反复看了半天拓片，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大家心里酸酸的，却无能为力。身边的人都知道，周恩来绝不带走一样送的礼品。即使出访在国外，外国元首送给他的礼品，回国后他也要统统上交外交部礼宾司，自己绝不留一样礼品在身边；不仅自己不留，身边工作人员接受的礼品也得一律上交。跟他出访，除了外表风光外，实惠的内容一样没有。清白和紧张，就是那个时候工作人员最独特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