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白色恐怖中的中央文库守护者
作者：嵇立群
我党地下文库的第一个库址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央文库藏设于上海，它分为四大类：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文库共存有文件两万余份。其中，包括党的一大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等极其珍贵的文件。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异常激烈，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中央挑选了一批胆大心细、意志坚强的共产党员负责中央文库的工作。
1931年2月，中央文秘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得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安置中央的文件。张唯一四处寻找房子，找来找去，终于选定上海金陵中路顺昌里的一处宅子。这是一幢独门小楼，位置、房舍的结构都还算比较适宜。于是，这幢独门小楼就被租下来，成为我们党地下文库的第一个库址。
当时，周恩来亲自过问库房的地址、工作人员的任用，并特意请瞿秋白写了《文件处置办法》。可以说，这个《文件处置办法》是我党历史上最早、最科学的文书档案管理条例。张唯一率领文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将二十多箱文件进行编目、分类，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文件装箱，悄无声息地将它们在顺昌里的那幢小楼里安置下来。
“我要与文件共焚”
不久后，革命转入低潮，反动派四处缉捕共产党员，上海形势十分危险。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中央撤往已经巩固了的苏区——井冈山根据地。此后，中央文库移交给上海中央局代管。这一时期，陈为人、韩慧芝、缪谷稔、陈来生等人先后参与了文库的保管工作。
1932年4月，陈为人和妻子接受了保管地下文库的任务。夫妻俩找了一份职业做掩护，陈为人是“木器行老板”，陈妻是小学教师。他们白天做生意，晚上在家里整理文件，有时一工作就是一整夜。
为了便于中央文件的保管和转移，陈为人夫妇想办法缩小文件的体积。他们将厚纸文件抄在薄纸上，将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没有字的白边。每当敌人的警车从窗外呼啸而过的时候，他们马上停止工作，把资料隐蔽好，等外面平静下来，又继续整理。陈妻负责与上级领导人张唯一单线联系。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了。两天后，陈妻前去接头，也被早已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逮捕。
好在巡捕房里有我们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陈为人当天就得到了陈妻出事的消息。此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去营救自己的亲人，而是考虑怎样按照党的纪律和秘密工作的要求火速搬家，考虑如何安全地迁移地下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要很快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陈为人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终于找到一幢比较理想但要价昂贵的房子。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暂时中断了联系，失去了来自党组织所提供的经费来源，而他自己也是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是，为了中央文件的安全，陈为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租下了这幢房子。档案库暂时安全了。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陈为人既要守护档案库，又要照顾三个孩子，还要四处寻找党组织。他的生活极为艰难，为了交纳每月三十元的房租，陈为人将自家的东西几乎变卖一空。陈为人有时一天仅以两餐红薯充饥。他患有肺病，在艰难的日子里，他的肺病越来越重，经常吐血，可是无钱医治。
当初，为使陈为人有一个作为掩护的适当身份，党组织替他置办了一些与其身份相当的家具。在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日子里，为避免引起邻人的注意和怀疑，无论如何艰难，他都坚持不变卖这些家具，始终原封不动地摆放着这些家具，使自己的家看起来像是“殷实人家”。为瞒过房东，他在楼下厨房煮好红薯后，盖上一层干鱼片再往楼上端。饭桌上那层鱼片不准孩子们动，因为明天还得用。
在此期间，在许多凄风苦雨的黑夜，陈为人不断地整理档案，将二十余箱文件压缩在六个大皮箱里。为了不使文件潮湿，他还想方设法使室内通风，以降低温度和湿度。白天，他以木器行老板的身份跑生意，今天这个街区，明天那个街区，实际上是在四处寻找党组织。
后来，陈妻的妹妹来上海看姐姐，她看到家里这一状况，便决定留下来照顾孩子，并把自己的三百元积蓄交给姐夫来支付房租。陈为人告诉她：“我知道你姐姐对你影响很大，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十分重要。记住，无论对谁都不准提及家中所藏的东西，要守口如瓶。”
陈为人苦苦寻找着，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中央文库也平安地回到了党的怀抱。
但陈为人却因长期操劳，营养不良，肺结核日益严重，终于一病不起。党组织千方百计送他住院治疗，但他的病已经到了晚期。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他说：“如果出了问题，无法挽救，就放火烧了我的家，我要与文件共焚。”
比金子还要珍贵的国宝
1940年，中央文库由缪谷稔接管。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上海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中央文库的处境也十分艰难和危险。为了保护文件的安全，缪谷稔向上级建议，中央的档案库转移到上海郊区自己的家里。他的请示得到了上级的批准，这样，中央地下档案库转移到上海郊区缪谷稔家，相对安全一些了。
文库管理工作是繁重的。缪谷稔让妻子辞去工作，专门协助他管理文件。他对妻子说：“箱子里装的全是比金子还珍贵的国宝，千万要保管好，不能让外人随便进我们的家门。”缪谷稔生活穷困，巨大的压力，繁重而危险的工作，影响了缪谷稔的身体健康。他终于被病魔击倒了。党组织考虑到他的病情严重，决定另外安排人保管中央档案，让缪谷稔安心养病。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签发加急电报
1942年7月，党组织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负责保管中央文库。上级领导明确向陈来生交代：党组织处于困难时期，保管档案库的经费要设法自己解决。当时的上海，日伪军特务遍布街头，黄浦江上血雨腥风，一切抗日和进步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和镇压。为了文件的安全和便于保管，经党组织批准，陈来生设法把文库搬迁到以其弟名义租住的新闸路944弄一个小阁楼里。
文件的转移工作是极其艰难而危险的。因为尽管中央文件历经以前几位保管者的“微缩”，但仍有一百多包之多。要在敌人眼皮底下搬运一百多包文件，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智慧。
陈来生为此先摸清敌人活动的规律，在几条转移的街道来来回回跑了许多趟。在缜密地了解到敌情和街道的详细情况后，他把文件化整为零，分多批运送。一次又一次，文件被放在菜篮子里，放在包袱里，放在面粉口袋里……，陈来生和他的父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轮流搬运。整整一个月，他们许多次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和盘问，总算以蚂蚁搬家的办法把文件转移完。在新的地点，陈来生在门口摆了个卖花生、炒豆的杂货摊，以小本生意人的身份掩护着两万余件机密档案。
然而，新的档案文库只维持了两个多月。
原来，新库址启用不久，上级党组织就注意到，这里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显然，这里不够安全。组织上指示，档案文库必须另迁它处。
这样，陈来生喘息未定，就又开始了档案库的新的迁移。陈来生又向岳父借了一笔款，另租一处房子，改为经营面粉、切面生意，取名为“向荣面坊”。他又带领全家将档案安全搬运到面坊阁楼上。将这些文件沿阁楼墙整齐地码好，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而后，顺着“文件墙”的外面钉了一层木板，木板上再糊上报纸，这样做成了一堵难以看出来的夹壁墙。外人见陈家一趟一趟地搬运面粉，只知道面坊要营业开张，不知面袋里装的竟是共产党的重要档案。
1943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急需调用文件。陈来生打开夹墙，在两万多份档案中一份一份地查找，找出中央需要的十几份文件。文件被拍成胶卷并制成副本，它们被交给党的交通员，继而被送到了延安。
1945年夏天，党中央指示将文库中的部分文件运交中央使用。陈来生将两箱重要文件仔细地包装好，交给中共代表团带回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来生的上级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紧急情况下，他决定马上转移中央文库。
为安全地转移文件，陈来生借来伪警官服，让两个弟弟和妻弟穿上，一趟又一趟地搬运文件，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将中央文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陈来生怀着对党的忠诚，机智勇敢地保护了党的地下文库。1949年5月终于迎来了解放，他将地下文库保存的文件如数交给了上海市委。当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人签发的加急电报，电报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到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
中央文库能安然无恙地保存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这批经历腥风血雨岁月的珍贵文件，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也留下了关于文件保管者的难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