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特殊年代：中国驻苏使馆活动纪实
作者：李同成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要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负责后勤工作的官员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便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嗔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礼拜六下午5时，但早在礼拜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80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60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时间一天天过去，礼拜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馆干活，我们问道：“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7日，大使馆决定以刘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9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使馆得到苏方答复后，便积极准备，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联外交部为使团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这对刘大使来说实在是艰巨的任务，每次出席这类活动都十分紧张，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当众昂首走出会场，以示抗议。返馆后，当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在革命中出生入死，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他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冲击大使馆风波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之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大使到任前，大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这时苏方表现尚好，经交涉，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大使馆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抓捕苏联间谍之后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后，对方向我表示了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1974年1月两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群驻华大使馆有五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联方进行报复。
果不出所料，当月19日，我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五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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