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大师在哪里？
作者：凌志军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了解，但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
——李开复
2001年夏天当李开复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到《对话》节目上去谈一谈，话题是围绕“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的。
《对话》通常都是两个人的舞台。今天，另外一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陈章良。
两个人的辩论首先从“人品第几”开始。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美国老板把“人品”排列在人的所有素质的第一位。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却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创新第一”，而“人品”在他的素质排序中，被列在三名之外。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缺陷，从公司的立场来讲，是不可以雇佣的。因为我要把公司的重要的钥匙交给你，所以我必须信任你。”李开复如此这般阐述他的“人品第一”的想法：“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做圣人，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做圣人公司，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且，我个人也不喜欢人格不好的人。至少我们不能犯基本的道德规范的错误，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关键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干活儿。”陈章良反驳道。这位校长虽然承认人品也重要，但他相信，培养孩子的人品是父母的事情，而学校的责任是让学生更聪明。有人故意把“聪明”和“人品”这两种素质分割开：如果一个人不够聪明但人品很好，另一个人很聪明但人品不好，该选择谁呢？陈的回答既坚定又含糊：“我还是重视这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两个人的分歧在很多方面都很大，但是，显然李开复对“人品第几”的这段争论印象最深。“关于这次对话，我感觉很糟糕。”他后来这样评价这次对话，“我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心里很不平静。我本来以为学生在学校应当受到正面的影响，可是我发现他的想法会误导中国学生，幸亏他的很多话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被删掉了。”
“对话”之后的很多天里，李开复的心里始终不快，就好像被一片乌云压着，不免把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回顾一遍，结果发现今日中国的学校里，教师的问题相当严重：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你刚才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第一个原因是被盗版挡住了，虽然你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决定中国技术发展方向的人是这么无能的一个阶层，那它为什么会有希望呢？
尽管他说自己无法理解，但还是绞尽脑汁试图去理解：
我觉得有些东西和教育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考状元”什么的。在那一刹那，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们就认可了他，让他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许一个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也不是世界级的，只是中国最好的，从此他就有势头，从那以后就不再管他的人格、知识、能力、成果是怎么样的，他反正一辈子都是举足轻重。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给中国副总理写封信
三流的老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人才。
——李开复
李开复在自己的印象中搜索着中国主管教育和科技的最高领导人。他打算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他在电脑上用中文写第一行：“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写了这几个字，心情稍许冷静，想了想，又写：“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
相对而言，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后师资曾有进步，但是近年来新老师的质量每况愈下。出国和企业的诱惑加上教授的待遇低，造成人才严重外流的现象。我到中国的大学时，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有些较偏激的学生认为年长的老师是过时的老古董，回国的洋博士是在外国混不下去的，年轻的老师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三流人才。虽然有“长江学者”等计划，但是最终回到中国的教授很少是一流的学者。简单地说，三流的老师，不可能调教出一流的人才。中国必须大幅度地提升老师的资格、待遇、形象，才能挽回师资下降的趋势。
他一一列举中国学校制度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等等，一共六条。然后又写：
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材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他在信的最后说：“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想了想，觉得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期望，又补上一句：“若需开复，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不久以后李开复再次来中国，果然有机会和国务院里一个官员坐在一起吃饭。他还惦记着这封信。那个官员回答：“总理很喜欢你啊，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批下去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不明白“批下去”是什么意思。
官员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要让我来做，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体制。”
官员听了就说，“这很难做到。”
“我知道有很多因素决定这想法是不现实的，”李开复继续说，“所以我说个实际一点的办法。我们就办一个新学校好了，可以让比尔·盖茨投资，或者让别的什么人投资，不拿国家的钱，只要你们批准就可以。这个学校可以很特殊，比如办成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从国外引进老师，用国外的教材，甚至用英语教材，让学生申请入学，证明为什么自己是个人才，当然也要考试，也要推荐信，但是不要参加高考。”
官员听着就乐了。
李开复依然慷慨陈词，兴致勃勃：“今天我有个演讲，题目就是教育方面的，有个人问我微软怎么办学校，我的主张就是绝对不能雇一个资格不够的老师。有的老师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对我说，现在是一流人才到外国，二流人才进企业，三流人才做老师。你没有好老师怎么能出好学生？”原来他的最关键的办法，是找来好老师。
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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