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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１９８０年的中国之行
作者：［美］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弗里德曼 著 韩 莉 韩晓雯 译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也是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代宗师和货币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在本文中，弗里德曼讲述了他与妻子罗斯在1980年中国之行的经历，读者可以从他的笔触中了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状态，以及他对中国当时走势的判断。
我们的第一次访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我收到通知，我已被提名，估计是由中国方面提名。
从北京到长春、上海
我们于1980年9月22日星期一到达北京，10月12日离开广东，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星期差一天。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罗元铮教授到机场迎接我们，由他负责我们在中国的访问。在中国期间他和小林一直陪着我们。由于日程冲突，我们比计划晚到一天。虽然我们通知了外交部行程变动，但是他们没有及时通知罗教授，结果他头一天就去了机场。更有甚者，虽然我10天前就将讲稿的复印件航空邮寄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据我所知，直到3个星期后我离开中国，他们也没有收到。幸好我还有一份复印件，可以让罗教授给翻译。这是典型现象：在小事上极富人情味，极有效率，在大事上严重官僚主义及低效率。
｛罗斯｝ 刚一到，罗教授就通知我们，虽然已经告诉我们将住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但是现在我们要住到离城10公里，位于郊区的一个新建的饭店。罗教授解释说，他们决定将我们安排在那儿是因为北京饭店太吵，人太多。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高明的借口，因为这个位于郊区的饭店不仅是二流的，而且吵得让我们无法入睡。更有甚者，住在这里，每次演讲之后，坐在颠簸的车里往返于市区与饭店之间，要多耗费许多时间，这部分是由于自行车造成的道路拥挤。在见到罗教授的第二天，我们告诉他除非给我们在城里找一个住处，否则我们要缩短行程返回美国。这时我们知道了换饭店的原因。北京饭店有一个等候房间的排队表，社科院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我们弄到一个房间。
邀请的客人因为住房糟糕要走的威胁逼得他们努力想办法。他们派了一个人全天在饭店等候，只要看见有客人退房就立刻行动。两天后，他们为我们在北京饭店弄到一个房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参加上午的讨论会。讨论中间，我和小林乘出租车返回郊区饭店，收拾行李搬到北京饭店。讨论结束后，罗教授和米尔顿坐车从社会科学院到北京饭店。我们正好同时到达。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体现典型北京服务的有趣的小插曲。搬运工就站在大门里侧附近，但是没有人出去搬行李。罗教授和米尔顿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再搬进饭店，有些包很重。行李一进入大堂前厅门里，搬运工就过来提包，放在推车上送进我们房间。我进入房间的第一个印象是：“它让我想起了俄国。”浴室看上去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过了。
｛米尔顿｝ 我事先问过罗教授如何付小费，他说：“噢，不，不，不用给。”这就是不给小费的服务标准的好例子。
在北京停留三天后，我们前往长春，在长春我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了一次讨论。长春是日本占领下伪满洲国的首都，也是末代皇帝的居住地。末代皇帝被废黜后，又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的傀儡。中国已将长春建设为重工业中心。长春还有一个吉林大学，它是在日本人创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也是社会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之一，这就是它在我们演讲日程表上的原因。
我们住的饭店建于20多年前，显然是为举行会议而建的。但是据我推测，它主要是中国的领导人休养或是度假用的。饭店是庄严的斯大林时代风格的石头建筑，建在一个大公园中，公园风景秀丽，有许多小路和树木，园内分布着一些精致的住宅，这是为党的领导人建的，但是我们住在那儿时，那些住宅都锁着。整个地区被牢固的栅栏包围着，入口处有大铁门，由几个卫兵看守——显然，它可能已经完全关闭了。
住房设施，特别是食物，显然比北京饭店好，印证了西蒙·利斯在《中国的阴影》中所说的，一般而言，在省里比在北京吃得好。
第二天我演讲的地方在我们住的同一个楼内。房间大而豪华，有很大的前厅，前厅悬挂着巨大的画，画面上是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的毛主席，慈祥、和蔼、容光焕发，围绕他的是充满敬仰的、漂亮的、衣着鲜亮夺目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代表。
我们震惊于房间的豪华与当时在座的人之间的反差。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累得要死，穿着工作服。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穿着相同的制服——裤子及毛式外衣，多数人看上去好像多日来一直穿着他们不合身的衣服，从未更换过。许多男人戴着帽子，整个演讲期间一直戴着。少数人穿着平整、合身、好一些的衣服。依我从机场过来的经验判断，穿得好的不一定是上层人物。在到机场迎接我们的一群人中，有两个据推测是领导，和我们一起坐车到饭店，其中一个穿得像个工人，另一个穿着裁剪精美的西装。工人风格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长，是高层领导，而另一个是所长助理。
听众和在北京一样，由两组年龄悬殊的人组成：多数是年长的，少数是年轻的。年长的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老，仿佛他们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罗教授在乡下干过两年体力劳动，而另外两个晚间为我们举行宴会的当地教授则在农村干过三年。这样的故事在我们所到之处不断地被重复着。
午饭后，我们开始讨论，主要是和学者。我们讨论了通货膨胀、货币理论及相关题目。当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时，我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相信有这样的矛盾。我本应在此处打住，但是随着讨论，我不由自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得好得多。
后果是一天后，我们被礼貌地告知，我是错的。罗教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由一位来自社科院的专家指点了几个小时。他扮演的是许多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这位专家本质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蒋介石在继承了孙中山的位置后，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接受共产主义。他坚持当时共产党人只是在寻求一个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中的同盟者。专家将联合政府失败的所有责任归之于蒋介石的叛变。
然后他为我勾画出一个早期共产主义中国的轮廓。他坚持最初的五六年一切都进展顺利，共产党邀请小资本家（不是四大家族——他们已经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合作，因此有了六七年的经济繁荣。然后他说，发展冲昏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他们相信自己能把经济集中。他们没收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财产，给他们某种股票。然后他又概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随后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他坚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些被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又恢复了名誉，他们被剥夺的财产获得了补偿。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广征博引，完全真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纠正我们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无知，以便我们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之。
｛罗斯｝ 有一天我们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共进午餐。他们在长春教英语，在这里生活很愉快。他们惟一的抱怨是几乎没有机会与学生以个人身份面对面交往，不许他们和学生一起吃饭或在教室外见面。我们也为同样的遭遇而烦恼。除了官方“宴会”和正式用餐外，我们总是在结束上午活动后回饭店，自己吃午饭。如果下午有活动，我们再被送回相应的地方。即使是在我们旅行时或是与罗教授和小林住在同一饭店时，也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吃饭，我们在另一个餐厅。我们只有两次机会脱离这种模式：一次是在杭州，因为我们到得太晚了，餐厅已经关门了。为了让我们解饥，饭店人仓促弄了一些面条汤给我们四个人吃。第二次是前往桂林在一个机场停留时。罗教授说外国人餐厅的价格要比中国人餐厅贵几倍。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因为他们和我们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而且所有餐厅都是政府所有，政府经营，这就好像是记账、转账。在我们后来几次旅行中，没有再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政府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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