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王选：十年征讨路
作者：陈鲁豫
王选，1952年生于上海，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后考入杭州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王选留学日本筑波大学，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留日工作。1995年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王选开始了长达近10年的日军侵华细菌战的诉讼之路。2002年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决承认了细菌战的事实，但驳回了原告方索赔的诉讼请求，2005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的诉讼之路还在继续……
鲁豫：我特想知道，你平常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每天谈到的比例是多少？
王选：除了细菌战，我跟别人就不大说别的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还说什么呢？要么就是谈论一些跟这个会有些关系的话题，比如历史观，谈的都是自己关心的。
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细菌战受害者要求赔偿的报道和一幅照片改变了王选的生活。照片上的三名充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来自浙江一个叫做崇山村的地方，而王选的父辈正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在王选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对女儿提起过日本人在浙江老家的暴行。父亲讲述时恐惧的神情和事件中受害亲人的冤死，给王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王选：我知道日本人在我们村子里面放鼠疫，这个是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了，我印象很深。它应该是一场灾难，一场很大的灾难，很惨重的灾难，因为我父亲说起来，表现出一种恐惧感。
我们家族死了八九个人，但是我们这一个村子里的人其实都是亲戚，属于一个祖宗、有一个家谱的，总共死了三分之一，1200个人里头死了400个人。鼠疫的死亡率从医学上来讲是97％，所以从死亡率来看，还不能算是死得特别多。当时因为鼠疫已经传播了几次，毒性就减弱了；而且有一些农民到别的地方逃难去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崇山村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时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1987年，35岁的王选与丈夫一起东渡扶桑，留学日本，获得了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
鲁豫：你在日本生活愉快吗？
王选：不能说很愉快，我想我这样性格的人在日本这个国家就不会很愉快。日本这个社会把所有东西规范得都很详细，人跟人之间也不像中国那么有亲情。
鲁豫：你打的第一份工是什么？
王选：到日本一年以后，我在东京找到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开始去教日本小孩子学英浯。日本人挺喜欢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我觉得喜欢我的日本人还是很多的。我跟他们有文化冲突，所以有的时候也感到比较痛苦，但总的来说，我跟他们还是能够比较和谐地相处。可是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外国人就是外人。我在那个学校教书，有一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得意忘形了，就说，我觉得我和你们一样，跟你们在一起没有一种外国人的感觉。日本人就大吃一惊，还是他们当中最善良的一个人，说，王选这你就不对了，你当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还是一个外国人。我的心“哗”的一下就凉下去，我不再说了，还怎么说呢，我什么也不能说。可以想见，当你跟他们非常融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在心里仍然把你当成外人。
鲁豫：你在日本能够像在国内读书时那样在学校里跟别人辩论吗？
王选：在日本没有那样的环境，日本人不辩论。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会写东西辩论。日本人这种做法非常不好，因为他们会憋在心里，等到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变形了、扭曲了，成为一种情绪上极其不满，甚至有的时候已经是非常尖酸刻毒的那么一种东西了。所以日本这个社会非常压抑，我觉得非常不好。比如说，中国人说日本对战争不反省，他们却认为反省了。那就应该说出来，可他们就不说，憋在里头。等到时候说出来的那个话，已经不是原来要对你说的了，不知道变成什么东西了。
1995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三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参加会议的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随即展开了对细菌战的深入调查，并准备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王选：这个诉讼是我家乡崇山村的农民发起的，不是别人让他们去打这个官司，而是他们自发的。他们写了一个联合诉状要交给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而且他们还组织了一万人的签名。我1994年回去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叔告诉我这个事。当时我还不了解情况，就说政府不是已经放弃赔偿了吗？他就说，哎呀，不一样的，政府放弃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赔偿，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受害者个人的赔偿，这是两回事。
鲁豫：听到叔叔这么说以后，你的直觉告诉自己这件事跟我开始有什么关系了吗？
王选：我想要介入，想跟来调查的日本人取得联系，但是我没有他们的地址，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这如何跟他们联系呢？我找不到他们，我们全家就帮我找，妹妹也找，弟弟也找。当时国内的报纸刊登过日本人到崇山村去调查细菌战的这件事。但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我看到1995年8月3日那一天的《日本时报》，那是一份英文报纸，上面有一则报道，报道的就是首届关于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我很兴奋，终于找到了，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参加这个事。我没有任何伟大的冲动，也没有想,王选啊，你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些凡是类似电影里要表现的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我马上就去联系，然后就跟他们联系上了。
也就是从此开始，王选踏上了漫漫征途。她取消了留学美国的计划，辞退了已经在日本拥有的固定工作，甚至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通过这份《日本时报》，几经周折后，王选与两名日本民间人士取得了联系。
于是，从1995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所以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的村民没有障碍地进行交流；而当时王选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调查团的日本人取得当地村民的信任。
鲁豫：调查的第一步工作是什么呢？
王选：去崇山村找几乎所有70岁以上的人采访，把我们这个村子里对战争有记忆的人全部都采访了。对每个人都采访了两到三遍，有些主要的见证人是三遍。
鲁豫：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是带谁去的呢？
王选：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先遣队，我一个人先去的。一下火车，皮夹子就被人偷了，里面有大约6000元人民币，是我刚去银行用日元换的，现在全部没有了，我是身无分文了。怎么办？刚好火车上同座的是两个义乌中学毕业的，他们借给我10块钱。调查工作开始得很有意思，从一开始就很不平坦。
我去了以后，和农民解释，来调查的这些日本人是好人。我告诉他们，的确有很多日本人对战争中的许多事情不了解，但并不是说他们不反省，而是有许多普通的日本人确实是不知道。而且我还告诉他们，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必须要有前期准备，我们首先要形成一个主体，让它成为我们中国自主的一场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我就开始和村里人商量事情该怎么办。他们说要成立一个索赔委员会，我说不要用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在当时比较敏感，我说我们就先成立一个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所以，在日本人要来支持我们打官司之前，我们已经正式准备要有意识地，有主体性地投入这么一场诉讼活动。
鲁豫：你夹在中间是挺难的一个位置？村里的人会不会说，王选你帮助日本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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