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作者：茆贵鸣
乔冠华涉足外事工作
如果说1939年底，乔冠华在香港经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共是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的话；那么1942年秋，他在重庆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乔冠华在周恩来的亲自培养和直接领导下，开始一步步地走上了他日后为之鞠躬尽瘁的职业外交官的政治生涯。
自第一次与乔冠华正面接触以后，周恩来便开始认真而仔细地观察起这位大个子年轻人来了。他欣喜地发现：乔冠华满腹经纶、才华横溢，非那种不苟言笑、钻故纸堆的书斋学者们可比；他思维敏捷、办事严谨，又非通常的那种缺乏灵性、凡事拘谨的教条书生们可及。他那分析剔透、预见准确的文章和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告，曾倾倒过无数忠实的读者和虔诚的听众；他那博闻强记的才华，超凡脱俗的睿智，风趣幽默的言谈，浪漫洒脱的举止，潇洒自如的气质，以及宽容大度的风格，形成了他非同一般的才子风度。周恩来感到，乔冠华的这种风格、气质、风度以及他的才华和睿智，正是一名外交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党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
1942年底，重庆《新华日报》整风改版运动结束后，考虑到乔冠华的优势和潜力，周恩来决定，让乔冠华逐步参加党在重庆的外事活动。
“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茎花”
乔冠华到达重庆后，一方面所命笔撰写的述评文章大受欢迎，另一方面所从事的外事工作又深得周恩来赏识。很快，他就成了重庆的知名人物。
还是在乔冠华抵渝前的1940年8月，重庆办事处来了一位美丽的才女——她就是1938年春自上海奔赴延安，先被安排在由成仿吾担任校长的陕北公学二十二队学习，后又转至由洛甫(张闻天)兼任院长的延安马列学院一班学习，同年9月跟随彭德怀进入太行山区后被分配在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的龚澎女士。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早年加入同盟会，系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曾出任过陆军第三十五旅(时有“铁血军”之称)旅长，有“铁血大将军”的美誉。母亲徐文也颇有文墨，并能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她是洋务运动的先驱者徐雨生的女儿、著名革命党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龚澎的幼年生活是跟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父亲在奔走革命之际，不忘对女儿进行道德感化和思想熏陶，这使她们始终能够在温馨的家庭中得以健康地成长。待她们稍明事理，龚镇洲又经常以亲身经历给两姐妹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这又使她们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朴素的爱国思想、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这些优秀的品质烙印一样留在了龚普生和龚澎二姐妹的幼小心灵里。
1933年，十九岁的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很快被推选为燕大自治会执委会委员兼财务部长；“一二·九”后，出任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
1936年，龚澎经陈洁(陈矩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夏，燕大毕业后的龚澎回到上海圣玛利亚女中母校任教并兼任赈济工作；六个月后，她告别父母离开上海，经武汉奔赴延安。
龚澎行前虽没有说明她的真正去向，但她的父亲似乎十分地清楚了然。当时，龚镇洲对女儿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要选择道路的话，你认为是正确的，你就不要回头；如果想回头的话，家里的门是不会朝着你开的!”
龚澎美貌绝伦，极富女性魅力。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龚澎即有“校花”之美誉。
当年曾当过宋美龄私人顾问，后来竟成为积极支持中共的社会活动家的加拿大国际友人文幼章，晚年一直与龚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后来在自己的传记里，曾以较长的篇幅描述了龚澎，称赞她是“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茎花”。
王炳南的德籍夫人安娜利泽博士，在其长篇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是这样回忆重庆时期的龚澎的——
……聪明的龚澎，天生丽质，犹如画中描绘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因其气质不凡，学识深邃而又颇通情理而深受欢迎。因此，某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道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友好合作，但并没有个人的感情包括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事实上，龚澎不仅容貌天生丽质，才华也异常出众。她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既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又能写一手极好的文章，其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文字的驾驭功夫都很娴熟。
人们似乎也很难想象，当年就是这位被誉之为燕京大学“校花”的才女，居然还是“一二·九”运动中第一个报名参加“敢死队”的巾帼英雄！她那一如其父的坚强性格以及挥臂带领“敢死队”冲破军警防线时的飒爽英姿，给后来曾出任过中国驻英国大使的柯华以及当时的一大批青年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今，这位曾在彭德怀身边做过秘书并在延安担任过毛泽东英文翻译的才女，又在重庆“担任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开始了她的才华横溢的经历”……
“才子”与“佳人”的缘分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龚澎先是连续三天高烧不退，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大夫说是感冒，打了两天针之后，不仅高烧未退，烧得她昏迷不省，而且左腿从臀部至膝盖都红肿了起来，再到医院检查，原来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于是又住进重庆市民医院，由李颢在其臀部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高烧倒是退了，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在床上，不能动弹。她疼得难受，也急得要命……
接着，对龚澎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父亲龚镇洲，又在桂林不幸去世。
随即，与龚澎成婚仅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在随军作战的行军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医疗条件本来就差，加之军务倥偬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一病不起，最后竟英年早逝!
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此时，龚澎刚刚遭受了丧父之痛的沉重打击。周恩来不忍心让她再受刺激。于是将这一噩耗暂时隐瞒了起来。
周恩来是在龚澎调来重庆之后才知道她与刘文华新婚离别的情况的。为此，他曾当面向龚澎表示过歉意。随后，他也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要将刘文华调至重庆工作。当时，因刘文华刚刚被提升为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而未调成。另据龚澎当年的同事张颖介绍：在龚澎奉命赴渝之前，“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终于有一天，龚澎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刚刚牺牲不久。为了互相慰勉，她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句段。龚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或不幸的事情，随即便去“周公馆”核实。
周恩来将刘文华不幸病逝的实情告诉了龚澎。
虽说有了些预感，但惊悉这撕心裂肺的噩耗，病体初愈的龚澎还是无法承受这一系列的残酷打击!自己如此敬爱的父亲，如此深恋着的新婚丈夫，怎么一下子都离她而去了呢!
捧读着丈夫刘文华在临终前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竟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那天，龚澎将头蒙进被子里整整地躺了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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