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家丑”正在外扬

作者:石 岩




  一个发廊女,一个流浪汉,和他们的摄像机,走进一个个不可能进入的家庭,记录一个个可能烂在心里的故事。
  章桦曾经是一个发廊女、一个不愿直视父亲眼光的未婚妈妈。现在,她的名片上印着“纪录片工作者”。“扛着摄像机游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影像工作者。”李京红为名片上的头衔加了这样的脚注。
  2004年,李京红以章桦和其他4位发廊女为主人公拍摄的20集纪录片《姐妹》在全国十几家省级电视台播出,收视率超过同期热播的电视剧。
  
  “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李京红自诩“流浪汉”,又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李京红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画过画、写过书、做过生意;现在,他的“自由职业”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
  从小时候起,李京红就喜欢在街头游荡,发现各种隐秘的、有趣的人或事,就用照相机拍下来。19岁,李京红拍了这么一张照片:在一个肮脏的公共厕所里,几个10岁左右的半大小子凑在一起,光着小屁股过烟瘾。这张名为《请关心一下孩子》的作品,曾在当时的《大众摄影》上引起广泛争议。
  成年之后,李京红延续了年轻时的爱好,只不过手里的照相机变成了摄像机。
  从小就通过自己的取景框看世界,李京红经常为电视上的虚假“生气”。
  2000年,李京红在深圳遇到章桦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做生意刚赔了个“底儿掉”。而章桦从16岁走出浙江农村的老家,已经在城市里开了十几年的发廊。
  那时的章桦只关心两件事:发廊里的生意、她跟男友小杨的“家庭”。然而,这两样她都没保住。因不愿从事色情服务,发廊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直至支撑不住。小杨也跟别的女人结了婚。
  章桦的脸上从来没有笑容。“你那脸就好像每天早晨起来,全世界一人欠你1块钱,”李京红对章桦说,“你这店,你不笑也赔,你笑也赔,你为什么不笑呢?”
  李京红想用DV把发廊五姐妹的生活拍下来,遭到五姐妹一致的嘲笑:“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都不爱过”,“就你?你能让我们上电视?你连自己都吃不饱!”
  章桦永远都会记得,她第一次在电视里看到自己的那天。
  那天,她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那种感觉跟你自己坐在家里看DVD的感觉绝对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观众跟我一起看我的故事。”章桦说,那种感觉“就像中了六合彩”。
  狂喜的不止她一个人。湖南卫视公共频道播出《姐妹》之后,收到了十几万条短信。很多短信是章桦同行们发来的。有人在短信里说:“这电视终于给我们出了气,我们干发廊的也能上电视!”
  山东潍坊一位经营养鸡场的妇女看到章桦在电视里吸烟,她也开始吸烟。电视里播着《姐妹》,她在电视前放一张桌子,摆上酒菜和两副碗筷,一副放在电视机前,一副放在自己跟前。一边自斟自饮,一边给章桦打电话:“章桦,我在跟你喝酒呢,你跟我聊天吧,聊什么都行。”
  很多人在章桦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相似,被迅速兑换成姐妹情谊。
  电话纷至沓来,很多女人把原本只能烂在自己心里的事向章桦倾诉。
  这不仅因为章桦与她们有类似的出身或经历,也因为她们认定章桦是生活中的强者。《姐妹》的结尾处,章桦独立拍摄并完成初剪(辑)的DV短片《旷丹的秘密》得了2004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DV2004我们的影像故事”评委会大奖。颁奖典礼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在章桦的家乡浙江,“章桦得了300万大奖”的传说迅速流传开来。
  实际上,章桦仅仅得到一只奖杯和一万元的奖金。她最初拿起摄像机,也完全是迫于生计。发廊难以为继,李京红送她一台DV摄像机,告诉她,这个也能挣钱,你可以去给别人拍婚礼录像。
  李京红说,章桦成为“纪录片工作者”完全是误打误撞。
  但这并不妨碍章桦释放出来的吸引力。给她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这些电话催生了拍《姐妹Ⅱ》的想法。
  
  那是电视剧里看不到的哭相。悲恸向下拉扯着面部的肌肉和神经,眼皮和鼻头通红,整张脸都变了形……
  
  2005年12月16日,山西长子县西河村26岁的农家女何丽霞要结婚了。从16岁到26岁,何丽霞在自家院子里自我封闭了10年。10年里,她从没想过自己还会有当新娘的一天。
  何丽霞是看《姐妹》看到第13集的时候,给章桦打电话的。叫了一声“姐”就在电话里“哇”地哭出来。
  何丽霞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谁都不愿意要她,把她交给姥姥姥爷抚养。姥姥姥爷相继过世,16岁的何丽霞无力安葬,向住在同村的父亲提出条件:如果你肯帮我安葬老人,我就认你,跟你回家。做羊倌的父亲答应了这个条件。父亲每年要到100华里之外的地方去放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偌大的院子只有何丽霞一个人。因为父亲每年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村里人把何丽霞认父亲看作是来“分家产”,姑姑甚至上门来叫骂。
  从那时起,何丽霞把自己关进院子里,拒绝跟所有的人打交道。她在自己的堡垒里窥视着外界,尽管她几乎从不跟人说话,她的装束却与外界保持着同步:项链、耳环、挑染的黄头发、尖头的高跟鞋、紧身的牛仔裤和套头衫……
  电视是何丽霞微微打开的一道门缝。
  她说,这辈子两个电视节目对她的影响最大,一部是《孽债》,一部是《姐妹》。《孽债》是十几年前由作家叶辛编剧的一部电视剧。戏里那些被父母双双遗弃的知青子女在何丽霞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姐妹》让何丽霞认定,章桦是她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
  章桦去西河村之前,何丽霞到处跟村里人说:“我姐要来了,我姐要从北京开车来看我了。”村里人不信。有一回,李京红和章桦就蹲在何丽霞家的院子里。一个村里人对何丽霞说:“章桦不可能上你家来。”李京红问他:“你知道章桦长什么样吗?”村民说,我不管她长什么样,她不可能来我们村。李京红指指跟何丽霞一起蹲在门口嚼馒头的章桦说:“这就是章桦。”
  章桦跟何丽霞一起嚼馒头,一起坐在院子中间的棒子堆上搓棒子。同时,她用摄像机记录何丽霞的生活。
  在田间,何丽霞一边挥着锄头一边讲述自己的身世。说到伤心处,她在章桦的镜头前哭了起来。那是电视剧里看不到的哭相。悲恸向下拉扯着面部的肌肉和神经,眼皮和鼻头通红,整张脸都变了形。哭到动情处,何丽霞响亮地擤鼻子,把鼻涕甩在地上……
  章桦用摄像机近距离地记录何丽霞的时候,李京红站在远处记录她俩。这一远一近两个机位的双重凝视,是贯穿《姐妹Ⅱ》的叙事结构。
  《姐妹Ⅱ》所要展现的,就是章桦和一些原本素昧平生的女人之间的姐妹情谊。
  李京红不认为章桦是被摄像机赋予权力的人,他更愿意把摄像机看作章桦的眼睛。
  “按照职业电视人或者职业纪录片工作者的标准,章桦是不合格,她的知识结构限制了她。她的长处是跟人打交道的时候真实的情感投入。章桦每接到一个电话,都会有好几天坐立不安。反过来,那些给章桦打电话的人跟给电视台打电话的人也绝对不一样,她们看到的不是一档栏目,她们看到的是章桦这个人,”李京红说,“我们从不把章桦听别人倾诉看作是我们在搜集素材,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太卑鄙了!”
  “人都有倾诉的愿望。当一个人无由倾诉的时候,他的心就会越缩越紧,章桦自己以前就是这样。当人们彼此之间敞开心扉的时候,他们就会相互依存。”说着这话,李京红两只原本分开的手渐次靠拢,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人”的结构。
  
  “现在不仅那个家庭要疯了,我们去帮助他们的人也要疯了……”
  
  “章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概念化的人,很多人认为她是一个成功的强者。其实,章桦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在《姐妹Ⅱ》里,我要做的事是把一个已经被概念化的人重新放回到现实里头,让她跟各色人等发生直接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碰撞。”李京红要在《姐妹Ⅱ》里还原真实的章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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