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文革”中，我在西德当大使
作者：王 殊
我没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只是我在国外当过十五六年驻外记者，对国外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使馆的领导和管理却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我国在西德建使馆后国内各部门很重视，很快派了人来，使馆发展到了一百多人。
我担心的是，使馆的办公和生活条件随着人员的增加会越来越紧张起来。波恩是个小城市，只有三十多万人。我们建馆时，要租大一些的房子非常困难，在市内和郊区都找不到，最后只能在波恩西南两公里多一个叫尼德巴赫的村子里租了一个刚建好的小旅馆住下来，房间很小，没有想到竟住了十多年之久。当时，使馆所有的人都是过集体生活的，只有大使有一小套房间，其他的同志除了夫妇外，都是两个人一间，厕所洗澡间共用，工勤人员还有三个人一间的。过了一段时间后，联邦德国驻华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双方在各自首都交换一块地皮修建使馆办公楼房。我国外交部也有这个想法，很快经过驻华使馆同德国外交部达成原则协议。可是两国体制不一样，办起来还真不容易。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难，只要向北京市政府提出申请，市政府一向很支持，很快就可以找到几块地皮让德方选择。而德方外交部却要出钱来买，市区的地皮价格很贵，而且这笔钱要经过联邦议会的批准，手续繁多。所以，等交换了地皮，再设计施工，要好多年的时间。这件事应很快办起来，远水救不了近火，只能在使馆后面租了一处房子，把商务处的二十个人搬了出去，而且自己开伙。不久，又在新华分社的小楼边上再租了一栋小楼，分出一部分人去。我说，交换地皮的事在我任期内签字已经是很好的了，设计施工肯定是我的接班人的事了，我的目标是，逐步实现一个人一个房间。后来，我只是谈好了地皮，没等到签字就卸任了，但一个人一个房间还算是实现了。
另一件事是尽量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在国外人手很少，工作很多，所有的人不仅要做好全馆的清洁卫生，招待会宴会要帮厨和洗盆洗碗，夜晚还要轮换值班等。外交人员生活很清苦，“文革”以后取消了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冰激凌、饼干之类。假日外出游览时吃饭和门票都是不能报销的，要自带食物找僻静的地方在车子里吃。波恩有的超市给5％的回扣，成了我们买参观门票的“小金库”。馆里免费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日用品，洗外衣和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说起来很惭愧，上厕所的小费是可以报销的。那时候电视除了新闻和评论节目其他的都不准看，报刊消息和图片也不许扩散，去剧院和音乐厅就根本谈不上了。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津贴。我担任大使后每月津贴150元人民币，由于西德马克增值，我拿的马克比当记者时还少一些，其他的同志就可想而知了，一位一等秘书积一年的津贴在使馆第一个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有的德国友好人士问我月工资多少，我说一百马克，他们哈哈大笑，说我在开玩笑。现在看来，我对内部管理的工作做得很差，同志们生活很单调枯燥，虽然后来也有所改善，但这方面工作确实不够。
建国以后，在国外的外交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虽然接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较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10％。国外工资最后实际上只有国内工资的三倍左右，在国外吃饭穿衣比国内开支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一些，无论如何不能算是高工资。到“文革”时，国外工资更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大罪证，非要打倒不可。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是“文革”极“左”思想的产物，很不利于发挥同志们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开展国外的工作影响很大，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好同志，都能体谅大局，注意照顾影响，不管有多少意见和困难都能克服，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交涉记录片《中国》的播映
我接到了部内的紧急通知，指出意大利记者拍摄的影片《中国》，是一部污蔑和丑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如果当地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使馆要由大使出面进行严正交涉。过去，特别是在“文革”开始以后，也有过交涉反华影片的事，但都是由文化处的同志同有关单位进行交涉，结果都是不了了之，这次规定要由大使出面，看来非同一般。据我们了解，当时，西德电视台还没有播出这部影片，也不知是什么内容引起我们这样大的愤慨。西德有两个全国性大电视台，每个州都有地方台，还有一些小电视台，电影院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我要文化处的同志把其他工作先放一放，全力注意几个大的电视台和大城市的电影院有没有放映这部电影。不久，有些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插出了这部影片，我国大使同电视台进行了交涉。在我国的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很多严厉批判的文章。又有消息传来，江青看过这部影片后非常气愤，矛头对准了外交部，大骂驻外使馆“卖国主义”，事先不注意防范，事后交涉也很不力。部内的新闻司长彭华同志和我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评，后来还被调动了工作。我也紧张了起来，担心可能有的电视台和电影院放映过而我们没及时发现，那样就要大挨批评了。
没过几天，文化处的同志看到了电视一台转播了在汉堡的北德电视台放映的这部影片。电视一台是各个州电视台的联合台，除了自己制作很多节目外，也转播州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由于这是州电视台的节目，德国人看这部影片的不会很多，也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和文化处的同志也都看了这部影片，感到有不少我国内地的落后镜头，但都是真实的，而且不少西方记者在我国拍的影片中也常有这样的落后镜头，不知为什么这次要这样大动干戈。当然，这些话当时都是不敢讲的。我们也不敢怠慢，一面立刻报告部里。一面马上约见电视一台台长进行交涉。本来，我们同电视一台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他们的大牌记者鲁格是我在当记者时的老朋友，他随同施罗德、施特劳斯和谢尔三次访华，制作了好几部记录片，观众的反应很好。当然，也听说一台的领导感到影片把中国说得太好了二些，要求鲁格做一些修改，鲁格没有同意，后来也照样放了。我原来同一台的台长很熟，在拜会他时对他们转播这部影片提出了意见，他向我解释西方的电视台同中国的电视台不同，他无法干预电视台的节目，实际上是拒绝了我的交涉。当然，我在这个情况下也很难让步，结果我一言他一句，最后弄得很不愉快。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我们有时在一些场合碰到了也都赶快设法避开，再也没有说过话。这样的事其实已有不少先例，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电视台是不愿意别人干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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