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作者：张秀山
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发展着”，认为现在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夜”，“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
而这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苏区和除西北之外的其他苏区，已经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葬送了，中央红军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危急的时期。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要在陕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他们在“报告”中强调，“特别是右倾取消主义，是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会上，他们还作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会后，郭洪涛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写了一篇《论扩大会议》的文章，说这个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这个期间，他们要对陕甘和红26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
永坪联席会议
9月15日，红25军来到延川县的永坪镇。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红25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但是在鄂豫皖时，红25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闽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就带来了错误肃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
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解决肃反问题时，正式否定了这个“中央代表团”的合法性)，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会议仍然是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会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红26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重地打。我当时讲了几句话，说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帮助教育……还没等我说完，他们马上就说：“你这个调和主义，反对右倾不坚决。”
会议开得很严厉，许多同志都不敢说话，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登在《西北斗争》刊物革新号上，文章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25、26、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军委当供给部部长，从红25军调来一个连级干部当供给部政委，据该同志后来讲，他的任务就是监视我的行动，随时报告。
“左”倾肃反
正当我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了要推行他们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必然要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猛烈的斗争。他们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不服从他们那套错误东西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各根据地党内发生的通病，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被抓起来后，在审问我时，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的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考查，有一点不清白都可以枪毙”。不承认就吊起来打，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他们说：“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既然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们审问时的情况和我的回答，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都听到了。他们流出了泪水，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们的红25军的干部、战士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26军的同志。
高朗亭(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说：1965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
高朗亭还说：“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讲：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我们(指红25军的领导成员)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红26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部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被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