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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羽：伴随总理写“史诗”
作者：周长行
《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
周总理的建议
1964年8月5日，乔羽奉命到北京西苑饭店报到，参与中国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这次新中国划时代的文化活动，不仅云集了当时艺术界的名流，而且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周恩来。9月25日，《东方红》通过审查，10月2日、6日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董必武、贺龙等出席观看。三千多名演职员以大型歌舞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东方红》随后被拍成彩色电影。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每当看到这部电影，无不怀念起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乔羽以《东方红》演职员党委副书记和文学组组长的身份，担当起这部“史诗”的总撰稿人，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完成了非常岁月里的“非常”任务，也给他留下了历历在目的“非常记忆”。
1964年9月，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阶段，周恩来总理向文学组建议，要请人写一首专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乔羽立即实施，先是组织许多人来写，筛选出十首歌词交总理过目，周总理看后都不满意。
有一天，周总理对乔羽说：“你写个试试!”其实．乔羽早已试着写了一首，他说：“我倒是写了一首，一直不敢拿出来。”总理说：“你拿来!”周总理接过乔羽递上的稿纸，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就用这个，不过你不要先说出去，我送给毛主席看看再定。”至于总理是怎样拿给毛主席看的，主席怎样说的，总理一直也没透露。第二天，总理微笑着问乔羽：“谁来谱曲呢?”乔羽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这说明毛主席已经同意了，谁来谱曲的事，乔羽不好回答。当即找来音乐组组长安波同志，由他向总理推荐人选。安波说了几个，都不行。此时出来一个人自告奋勇——沈亚威，当时南京军区宣传部长，他说：“我写，我来写!”曲子出来以后，总理听后表示满意。题为《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支歌，也就成了史诗《东方红》的重头戏之一。
周总理指示，将《东方红》的脚本翻译成8种外文向世界发行，以扩大其国际影响。乔羽为毛泽东作的歌词的最后两句是：“我们跟着您奋勇前进，让胜利的红旗五洲飘扬!”有一天，当演员唱完《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之后，周总理对坐在身边的乔羽说：“‘让胜利的红旗五洲飘扬’这一句得改，这不是有点输出革命的味道吗?最好改成‘到处飘扬’!”乔羽略一思索，婉转地对总理说：“到处飘扬与五洲飘扬都基本是一个意思啊!”总理说：“你再想一句合适的话。”乔羽紧接着说：“永远飘扬!”总理高兴地说：“好，好，永远飘扬，永远飘扬!”把空间“五洲”“到处”改成时间“永远”。当时《东方红》译本已经印好，装满了整整一间屋子，为了重改这一句话，按总理指示，都予以销毁，并将改正后的译本重新排印出版。
就在《东方红》上演的1964年10月，同时又发生了足以引起世界震动的两件大事：一是10月16日下午3时，在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二是10月24日，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并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原子弹的“火药”味，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夺权斗争的“火药”味使国人预感到“平静的日子不会太久”。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本来就紧张的“神经”似乎绷得更紧。周总理和乔羽每改动一段歌词后，都要说：“我再拿给主席看看!”乔羽从总理改歌词的神态里，从“我再拿给主席看看”的话语里，从当时政治风云的预示中，隐约感到艺术之于政治将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艺术和艺术工作者的命运将随着不测的政治风云而难以捉摸。修改后的《东方红》8种译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风靡世界。这时巴西发生政变，政变集团上台后，即推行反华政策，遂以“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新华社驻巴西记者王唯真、鞠庆东、王耀庭、马增、宋贵宝等9人。事件发生后，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狱中的9位同志与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以大唱革命歌曲互相鼓舞斗志，并把“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10个字用草辫子编成红色的图案，以表达他们忠于伟大祖国，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心壮志。
歌手，永远是时代的百灵鸟。《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这首歌，带给乔羽的是对于过往岁月的留恋，和感慨万端的人生思索……
难忘的两个月
乔羽为参与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整整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与周总理见面，商量创作、协调排练、处理突如其来的事务。每当审查节目或研究商量工作，总理总是让乔羽坐在他的身边，以便于就随时想到的问题或问乔羽或让乔羽记下。这是乔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忘记的两个月。周总理横溢的才华、惊人的记忆力、缜密的工作作风、礼贤下士的政治家的风范，早巳在乔羽的大脑里定格为常忆常新、永不褪色的“画面”，深刻地影响着自那时以后的乔羽的人生岁月。
画面之一：
《东方红》的创作正式启动后，周总理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创作组来，时间大都在晚上10点钟，离去的时间大都在后半夜的两三点钟。在一起讨论创作时，如果你讲得全面，总理就不吭声，时而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如果有遗漏，总理往往是这样补充：主席还在哪里怎么怎么讲的，许多歌曲拍板定调都在瞬息之间。创作好的歌曲，在总理面前一唱，说可以用，就定了；说不行，等换一首第二天再唱给总理听。每天的排练计划，大都是乔羽签字上报总理，有时连夜报上去，还不到天亮，又被送了回来，总理在那上面用胶墨在重要处划几个杠杠．写上“照此排练”的字样，再署上“周恩来”三个字，批•复的时间尤其注得细：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既简捷明确，又细致人微。
画面之二：
1964年8月底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北京厅，集中讨论民族大团结的歌舞。周总理发现没有壮族舞，大家也觉得壮族是我国很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壮族舞是一个失误。民族大团结，没有壮族怎么行!便决定要加一个舞蹈。在讨论到要用什么服饰来标明壮族时，一时都感到为难。藏族有翻毛大衣，朝鲜族有漂亮的裙子，苗、瑶、侗族有独到的头饰……壮族怎么办?周总理炯炯的目光，温文儒雅地看着各位艺术家，自然也包括正在想“出路”的乔羽。周总理提醒道：“刘三姐不就是经常戴着一顶精致漂亮的草帽吗?”乔羽，作为《刘三姐》的编剧，更加敬佩总理解决问题的非凡能力。刘三姐的知名度，她那顶漂亮的草帽，无疑就是壮族舞的最佳道具。可大家焦虑的是：在北京一时到哪里去弄那么多刘三姐的草帽呢?敏锐的总理，察觉了大家的“心思”，“要多少?”总理问。“得40顶。”导演回答。“好，这个问题我解决!”周总理要亲自解决40顶草帽?!在场的近20位艺术家大惑不解：总理到哪里去弄?此时已至后半夜一点钟。第二天一觉醒来的乔羽，惊奇地发现，戴着40顶“刘三姐草帽”的演员正在紧张地排练。“哪来的?”乔羽像解谜似的四处询问。原来是总理连夜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建勋打了一个电话，广西方面用专机送来的。一个共和国的总理，解决40顶草帽的办事效率，即使是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也可以算作世界之最了。乔羽在回忆这个细节时说，关键在于周总理的不难为人，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当时也非他莫属了，谁有那种本事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从广西空运40顶草帽呢?也只有他这样的“总导演”，才能使《东方红》这样的节目成为不朽的史诗。也只有周总理这样的伟大人物才创造出至今鲜为人知的这个“细节”。
解决了壮族的这段舞蹈，周总理又综合经常来看排练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建议再力口一段汉族的节目。既然是民族大团结的舞蹈，缺少汉族也不合适嘛!于是，在另一个晚上，周总理把一位年轻的演员、刀马旦刘琪带来看演出了。看完演出之后，周总理召集创作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厅里谈意见。正当总理谈到自己的设想时，突然问道：“哎，刘琪呢?”因为她不是《东方红》里的演员或作者，又是初来乍到，谁也不知道她。面对总理的发问，在场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噢，这是我的疏忽，我的疏忽。”总理明白了，他忘记向服务人员打一声招呼，小刘琪又没有出入证，因此进不了休息厅。总理喃喃自语道：“很可能，她已经和观众一起出了人民大会堂，回家去了。”他依然懊悔不迭：“我今天把她请来，想请她谈谈京剧舞蹈，再把汉族这一节加到民族大团结中去，可把人家请来了，又没让她进到这里来，这件事情办得很不好，很不好。”他把身子转向了周巍峙：“巍峙同志，请你立即上她家去一趟，代表我向她道歉，安排她明天晚上再来!”在座的人都深深感动了。乔羽曾对笔者说，一位大国总理，为了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小演员，立即派出一位艺术局局长，郑重其事地向她道歉，这也是周总理伟大人格魅力之所在。难怪当时的许多编导和演员都这样说：“跟总理在一起，比和咱们文工团长还随便呢!”他谦恭，平易近人，他对待元帅、副总理和一个普通演员，都是一种态度，他把所有的人放在同一条人格水平线上，用他的真诚去以心换心口周总理的光彩照人，都是从他那颗博大仁爱的心中散发出来的。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和演出，为乔羽接近周总理提供了机会。在撰写解说词期间，周总理的措词功力给乔羽留下了深刻印象。“提字”“练词”既需要极强的文字功夫，更需要高瞻远瞩、洞察细微的思想能力。比如在研究“八一南昌起义”的文字表述问题时，“第一枪”的说法“第一次”被写进《东方红》的解说词里。《东方红》的每一句解说词，都经周总理改来改去最后定稿的。周总理很是欣赏乔羽结实干净的文字风格，时常夸奖道：“这文字写得真不错!”这个期间，周总理曾三次请乔羽到西花厅做客。每次端起酒杯，总理第一句话就是：“乔羽，你喝不过我!”周总理用激将的方式让乔羽多喝几杯酒的情景，让乔羽每当想起，内心就有一种难言的激动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