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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最后的日子
作者：张建安 主编
《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 张建安 主编
著名艺术家赵丹，解放前就是世人熟知的电影明星，他在《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解放后，他所拍摄的《乌鸦与麻雀》，在周恩来的亲自提议下获金质奖章，以他为主角的《武训传》更是迅速风靡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然而，随着毛泽东发动对《武训传》的大批判所导致的风云突变，赵丹的艺术生命也迅速一落千丈。他受到了批判，自1965年拍完影片《烈火中永生》之后，他失去了拍摄电影的权利。“文革”中，赵丹被长期关押，遭到非人的摧残，几乎被整死。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面貌大变，赵丹终于迎来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兴奋之至，认为自己可以再回到痴爱着的电影屏幕上，可以塑造周恩来、闻一多、鲁迅等一系列光辉的人物形象了，可以自编自导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搬上银幕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直至1980年病逝，他始终没有拍过电影，这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病床上，赵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变得面容枯槁，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可是，他内心的痛苦和遗憾却与日俱增，他有许多话想说出来，他有许多困惑想要解开。
为什么“最有能力、最有条件演周总理”的他，却最终在影片正式开拍前被别人替代?
赵丹痛苦地回忆着。
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大河奔流》，赵丹被邀扮演周恩来。他高兴坏了，对家人说：“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和周总理经常接触，我太熟悉他了。我演周总理，不仅形似，更重要的是能神似!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我最有资格演他。”这是周恩来的艺术形象第一次上银幕，赵丹将全部的精力投人其中，没日没夜地研究周总理的文献资料，从自己的记忆以及周总理的记录片中揣摩周的一言一笑，他还不惜整容，在大夫的帮助下把鹅蛋脸变成周总理的方脸……试拍一些镜头后，人们惊呼：“周总理又活了!”可是，影片就要正式开拍了，赵丹却接到不让他扮演周总理的通知。他气疯了，找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甚至找文化部的领导理论……然而都无济于事。最让赵丹怒火中烧的是，有谣言称：“旧社会时，赵丹与江青就有关系……”这本是无中生有的谣言，可是有的领导竟因为这一谣言而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总理。
想到这些，赵丹真是百感交集。他的思绪又回到拍摄《闻一多》的往事当中。
妻子黄宗英为减少赵丹的苦痛，开始动笔写《闻一多》电影剧本。剧本写完后，赵丹的好友、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王为一准备拍摄，并决定请赵丹主演。演好闻一多，这也是赵丹的一大夙愿，早在1955年他就出演过一个闻一多式的知识分子，但由于框框限制，他并不满意。这一次总算又有机会了。他再次得到心灵的寄托，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角色的揣摩当中。他还特地到天津采访闻一多的夫人及长子，并与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闻立鹤真切地希望赵丹能出演自己的父亲，也相信赵丹一定能演好的(这一事实，系闻立鹤女儿高晓红对笔者所讲)。可是，又是因为某种原因，这一电影也下马了。黄宗英为此痛心：“啊，一个电影艺术家，想演个戏怎么这样难呀!一次次渴望，竟都成了泡影，成了失望。遗憾，多么痛心的遗憾啊!”赵丹的痛苦不言而喻。
还有鲁迅，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赵丹的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20年了，他却始终无法实现这一愿望。这对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赵丹，内心真是有无限的痛苦。他一生拍过40部电影，参演过50多台话剧，可是，正当他的艺术经验积累到最丰富的时候，他本以为可以拍出最好、最美的作品的时候，却由于种种框框架架，失去了一次次的机会。
当然，除了框框架架成为障碍外，赵丹无法再上银幕，似乎还有深层的原因，即所谓的“政治原因”。
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赵丹从绘画中寻找乐趣。他结实了富华、陆俨少两位画师，经常创作中国画，将晚年绘画作为他主要的艺术活动。画作中常有其真情的流露，在一幅白芍的画上，赵丹题诗：
一生多蹉跎，
老来复坎坷，
不羡大富贵，
泼墨写白芍。
但是，绘画并不能消去他的痛苦。陈丹青说过这样一件事：“听沪上去过他(赵丹)家的人说，那些年他整日趴在地上玩笔墨，来客夸好，他忽然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厂同时眼泪就流下来。”
他也写作，撰写《银幕形象创造》、《地狱之门》二书，前书凝结了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心血，后书是他苦与欢的人生回忆。
他苦着。他为自己一辈子追求艺术却屡遭沉痛打击的血泪奋斗史而痛苦。他曾这样自述：“我自己一生说来也怪有意思，为了追求朦胧的所谓‘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一共坐了两次‘班房’。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想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斯坦尼体系，途经新疆时被当地军阀盛世才关了5年。解放后，我仍然念念不忘为建立‘中国民族的表演艺术体系’日夜奋劳，结果又一次被‘四人帮’投进牢房，关了整整五年零三个月。为此我感慨万分，作了一首打油诗，自我嘲讽：‘大起大落有奇福，两度囹圄鬓尚乌。酸甜苦辣极变化，地狱天堂索艺珠’。”
他也乐着。他愿意将苦留在心里咀嚼，而将欢乐带给大家。所以，在许多人眼中，赵丹仍然是“快乐的阿丹”、“永远是快乐的阿丹”。他诙谐、洒脱、至情、至性、至善、至真……赵丹的梦并没有结束，他还想与女儿赵青好好讨论，再写一本《赵氏体系》，他还想有生之年能再次回到银幕。
机会终于来了。1980年，中、日两国合拍故事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中的主角——中国棋王况易山，准备请赵丹饰演。只是，赵丹却因胃疼，正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治疗。疼痛虽然越来越加重，赵丹却只想尽快出院，眼中闪着泪光，诚恳地对医生说：“我是个演员，可是将近十五年没上银幕了。近年来，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唉，我阿丹命苦啊!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快点检查，没什么大病就早点出院，再去拍几部电影……”当北京电影制厂邀请赵丹出演况易山的电报到达赵丹手中时，赵丹马上就要出院。与医生的对话中，赵丹感觉到自己可能患上了癌症，他问：“我是不是生癌了?”接着又毅然地说：“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如果不能手术，我现在立刻出院，我想拍完这部片子。”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赵丹被转送到条件更好的北京医院治疗。然而，癌症病魔无情地吞噬着赵丹，他最终没能出院。昏迷中，他似乎仍然在琢磨着电影角色，说着台词。清醒的时候，赵丹会思考一些关于中国文艺的大事。他仍然关注着中国文艺界的动向，他愿意在弥留之际，向世人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
10月初，中央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胡乔木去医院探望赵丹，赵丹就文艺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倾吐着自己的肺腑之言，并让黄宗英做了记录。胡乔木频频点头，临别前还要黄宗英将这些意见整理成文，以便发表。
“赵丹遗文”得到巴金、冰心、夏衍、曹禺等许多文化名家的大力支持和赞扬。巴金在《随想录》中写道：“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曹禺则称赞：“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然而，此遗言也受到某些人的批评，“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平息争议，金山还写了一篇“转弯”的文章。
袁鹰也对“赵丹遗文”做过深刻的思考，他写《送赵丹远行》，提及“遗文”时说：“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和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酌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
“遗文”发表后的第一天，《赵丹书画展》在上海淮海公园揭幕，共展出邱件留沪作品。参观者多达八千余人，盛况空前。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赵丹书画展》在沪开幕的消息，赵丹听到了，他微微地笑了，笑容中有泪光闪烁。
可是，他仍有无尽的遗憾呀。他喃喃地说：“我不愿意老躺在病床上啊!我只希望在电影摄像机前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然后含笑而死!”他感觉到死神已来到他的身边，于是断断续续地向黄宗英说出自己最后的遗言：
“人活着或是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
次日，也就是1980年10月10日凌晨两点四十分，赵丹告别人世，享年65岁。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责任编辑：邢艳琦
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