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罗素为上海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作者：邢建榕
罗素思想向来左倾，在访华期间，也一直遭受英国情报部门人员的跟踪。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固然精辟，也让人受益匪浅，富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但处于五四运动风头中的激进人物，又如何能够满足呢?讲哲学，是“数学”的哲学，没有多少人听得懂；讲社会政治思想，也不一边倒，他赞同社会主义，却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c总之，不要墨守成规，但也不要全盘西化，更不要全盘俄化，因此“保守派”不满意，激进派更不满意。陈独秀就给罗素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讲社会主义，使“进步的中国人”非常失望。
一场期待中的风暴没有如期而至，不免令人失望，甚至讥评四起。
罗素回国时的心情，与在上海登陆时自是大相径庭。他在旅行至中国的北方时大病一场，差点送了命。在病榻上他灰心丧气地对友人说：“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不过，罗素对中国的感情从来没有淡漠过，对中国的期待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惦念着这个东方古国的未来，直到93岁那年，他还在《中国问题》的再版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
五、“罗素式婚姻”
陪罗素一同访问的是多拉小姐，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1921年)。多拉毕业于剑桥大学，是罗素的学生，非常能干，富有才情，她在中国期间大力协助罗素，自己也接连发表了好几场演讲。当罗素接到梁启超等人热情邀请的时候，他与夫人的婚姻面临触礁，所差的只是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因此要多拉陪他一起访华，要不然，他也不来。当时他们两人也只是情人关系，热情的多拉只好陪他一同来华。当时罗素48岁，多拉只有28岁，整整相差了20岁，访华期间，两人同居同宿，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像杜威一样，罗素是访华时间较长的大学者，他就中国的时局、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问题都发表了卓越的见解，而更让时人触动心田的、引发热烈讨论的，则是他与多拉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婚姻的态度。
上海因此有了一场“罗素式婚姻”的讨论。起因，只是一场误会；后果，却相当严重。
10月14日，不知情的报纸在报道罗素访华消息时，称多拉小姐为“罗素夫人”。第二天，报纸知道误会了，连忙更正，说多拉小姐只是罗素的“女弟子”，对昨天的报道表示歉意，又专门去向罗素道歉。罗素回函，说误会“无足轻重”，也“决不会引为芥蒂”，引起误会的责任在他。这件事，使新闻媒体有了文章可作，不以为然的人干脆称多拉为罗素的“爱妾”，令人发噱。张申府调侃说，报纸的确说错了，但这个错，罗素或许心里窃喜，求之不得呢，何必道歉?
在演讲中，凡提及婚姻问题，罗素总要将英国的婚姻制度大骂一通，称其“腐旧不适用，常劝世之有智识者废弃之”。多拉的态度也差不多，“罗素式婚姻”的提法就是她的发明，意思是以简单的仪式完成婚姻大事。试想，正在为自由恋爱奋斗的一班激进青年男女，听到罗素的鼓动，看到人家虽无名分，却因有爱情，即可以“与夫妇无异”(罗素语)，哪能无动于衷?自然更加积极投身于婚姻解放，上海的《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都推出了“离婚问题号”、“罗素婚姻研究号”，借着罗素、多拉的婚姻观，小题大做，鼓吹罗素、多拉式的“自由恋爱精神”。
罗素的翻译赵元任，28岁，美国留学生，在清华大学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赵有语言天赋，梁启超叫他担任罗素的翻译，一直跟着他。当时赵正和杨步伟谈恋爱，受罗素和多拉的言传身教，他们的结婚仪式也极其新潮，只请了同学胡适和一位女朋友在家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两人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一场婚礼就算完成了。后来，赵还得意洋洋地问罗素，他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连罗素也感到吃惊，答道：“足够激进。”
在华期间罗素与多拉小姐的比翼双飞，是比任何言辞都更加直切的教材。思想解放、婚姻自由的观念，或许就通过他们的身影，植人到一心渴望恋爱自由的年轻人的心田里。他们的行动和说法，放在今天来看，并不新潮，于法律上更无依据；可八十多年前，恰逢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他的到访以及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自在意料之中。说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为过。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责任编辑：薄铁炼
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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