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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驻法使领馆的起义
作者：陈敦德
《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 陈敦德 著
从“共军能否渡江”的辩论发展为巴黎两馆起义
傍晚时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两旁的路灯都亮了。一家有点名气的法国餐馆雅静而讲究，只见有三个穿西装的中国人坐在靠墙的雅座里，脸上都露出兴奋的神情，好像是在等候什么人。
这是1949年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后的10月11日傍晚，这三个中国人是国民党政府驻巴黎的外交官凌其翰、孟鞠如和钱能欣。三人当中职位最高的要算凌其翰，他是驻法国公使，近几天原驻法国大使钱泰因车祸受重伤住院并上书请辞，使馆工作就由凌其翰主持。
昨天，是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周年纪念日，驻法使馆与驻巴黎总领事馆刚刚通电宣布起义。他们选择这天宣布起义，是考虑让起义的影响大一些。
这天晚上，中共驻巴黎总支部的负责人孟凌崖约好在这家餐馆与他们会面。据凌其翰说，这位中共驻巴黎负责人在他们宣布起义后才出头露面。他将带来有关国内复电的消息。近年来，孟凌崖奉上级指示，一直与孟鞠如、钱能欣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次，凌其翰是第一次与这位中共负责人见面。
促使这次起义的诱因，是数月前在驻法大使馆里的一场关于解放军能否渡过长江的一场辩论。那是4月上中旬，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在做渡江南下的准备，国共和谈在北平进行。使馆同人们都认为国共和谈根本谈不成。如果北平和谈破裂，共军就要渡江。关于共军能否渡过长江，使馆的人员就分成两派了。以凌其翰、孟鞠如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人员都认为：解放军雄师百万，所向披靡，渡江将是弹指间的事，不信的话，可以拭目以待。使馆上校武官王观洲和新闻处长汪公纪等少数人，认为长江是一道天险，国民党军据险而守，又有海军、空军助阵，江南半壁天下可望保住。
一个多星期后，解放军百万大军顺利渡过长江，一举占领南京。王观洲和汪公纪除了在辩论中失败之外，又适逢国民党外交部因经费拮据裁撤使馆新闻处和武官处，便恼羞成怒，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密报凌其翰等谋叛“党国”。他们还在从法国回国途中，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工商日报》上发表文章，用醒目标题披露凌其翰等“背叛党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密电钱泰大使彻查，钱泰在当时形势下也不愿得罪大家，将密电给凌其翰等看了，并饰词搪塞复电了之。熟悉凌其翰的宋子文去美国路经巴黎，也问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国内也不断传来有某某部队或者海军某某舰起义等消息。8月间，凌其翰、孟鞠如、钱能欣三人经过密商，决定举事。恰好，国民党政府已欠发三个月薪水，他们可以从索薪开始，进行串联，发展成革命行动。
9月18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三天，驻法使馆凌其翰、孟鞠如、谢东发、王思澄、钱能欣、唐祖培、龚秉成，耿嘉瞍，驻巴黎总领事馆胡有萼、肖君石、章祖贻等11人，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致电外交部催发欠薪，倘10月10日双十节尚不能领到欠薪，全体馆员决定停止服务。他们还通函驻欧各使领馆，建议采取同样行动。结果，一些使领馆复函赞成。
没几天，北平不断传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的各种好消息：作为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讨论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宣告成立，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他们兴奋极了，即于9月30日晚上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10月10日正式宣布脱离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坚守工作岗位，保管公物文件，等候新政府接管。凌其翰将他保管的使馆政治案卷，龚秉成将他主管的密电码本，均秘密移至馆外收藏。
紧急秘密会议公推凌其翰、孟鞠如和胡有萼组成三人小组，起草起义通电宣言稿，孟鞠如起草，胡有萼修改，凌其翰定稿。三个人经过两天的努力，完成了一份《驻法使馆、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言》。这份起义宣言拟好后，由孟鞠如和钱能欣秘密传给孟凌崖，让孟凌崖提前传回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兼外长。
10月10日这天，他们正式对外通电起义。他们郑重宣布：
我们郑重宣布和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各仍站在原有工作岗位，保护人民利益，保管公物文件，听候人民政府接管和指示。同时，我们认诚劝告全体使馆同人，快起来响应我、们，打倒执迷不悟的死硬分子，制止他们盗用中国外交官的名义，在联合国和国际间散布谣言，侮辱中国人民，挑拨国际是非，危害世界和平。
10月11日，这天晚上，凌其翰三人如约来到这个法国餐馆。孟鞠如告诉凌其翰，三年以前，中共刘宁一同志经过巴黎时，国民党当局命令其驻外使馆密切注意刘等共产党人在海外的活动。当时，已经倾向革命的孟鞠如和钱能欣相约去旅馆拜访刘宁一，要求为革命做一点事。刘宁一就在这家法国餐馆请他俩吃饭，并介绍了他俩与中共巴黎支部建立了联系。
他们正频频张望时，门口终于进来一个中国人。孟凌崖还是按时赶来了。他们从孟凌崖脸上洋溢的笑容感觉到了来自祖国的好消息!
他们在宣布起义次日就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周恩来复电
当时，中共驻巴黎的党组织并没有电台与国内直线联络。驻巴黎总支部是通过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吴文焘将巴黎两馆的起义宣言转发给国内的。
凌其翰等人的义举，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10月10日，周恩来外长亲自给起义人员复电：
九日电悉，甚为欣慰。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宣言，亦已收到。我对于你们的这种爱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驻在其他国家的前国民党政府的一切使领馆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均应效法你们的榜样，脱离反动阵营，服从伟大人民祖国的中央人民政府，为祖国与人民立功。所有这种脱离反动阵营的有功人员，本部将量才录用，使能对于祖国有所贡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坚守现在工作岗位，负责保管公物文件，以待中央人民政府接管。
起义人员接到周恩来外长的复电，深受鼓舞，异常振奋。他们立即作出了两个决定：一、立即以“快陕邮代电”形式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通函原国民党政府各驻外使领馆，呼吁他们“兄等倘有同样决心，切望立即参加响应”；二、天天到馆上班，坚守岗位，看守和保管好公物，等候人民政府接收。
巴黎两馆起义对国民党驻外机构与人员影响很大。紧接着，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也宣布起义。还有不少使领馆虽然没有宣布起义，但也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发难，催发薪水。除了欧洲的使领馆之外，国民党驻加拿大、美国的原使领馆也闹得不可开交。
“国府”赶忙将反共干将派往巴黎，妄图扼杀起义
北京的开国大典传到“国府”所在的广州，整个当局又是人心惶惶。广州是肯定守不住了，又准备迁往重庆了。在危局中出任外交部代部长的叶公超真是焦头烂额，既要为迁往重庆操心，又要应付苏联宣布断交造成整个驻外机构人心涣散的局面；正在此时，又传来驻法国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全体馆员的“索薪通牒”。他联系起前面的好几件事，觉察到巴黎这两个使领馆可能真的要“背叛党国”了。他根据种种情报，判断凌其翰等将选择双十节为两馆起义的日子。为了将起义分化瓦解，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其一，照准驻法大使钱泰的因伤辞职的请求；
其二，电调酝酿起义的主要骨干凌其翰、孟鞠如回部；
其三，调反共坚决的驻英使馆公使段茂澜任驻法使馆代办，10月6日至巴黎，主持使馆工作；
其四，派外交部新任常务次长董霖携带一笔款项于10月8日赶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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