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同也不同　学也不学

作者：王小妮

　　
　　《永远的1977》 未名 主编
　　
　　一
　　
　　有一个教师，他站在1978年3月的大学讲台上，当时窗外好像零星地飘着清雪。
　　教师的鞋像只死鳄鱼的脑袋那么软塌塌的。他对眼前互相陌生的学生们说：现在，你们都坐在这间教室里听我的课。你们记住我的这句话——将来，就在你们中间，有些同学的水平足够给另外一些同学上课。别看今天都坐在下面，甚至有些人连做另一些人的学生都不配。
　　我半心半意地听课，也半心半意地记住这教师的话，当时不以为然。
　　说这话的教师已经离开了讲台。1995年夏天，我看见他在北方城市的街道边。一只灰毛驴车前后扭着，他挤着车板，急忙地挑一些紫色的茄子。他讲过的课我都淡忘了，只记住了前面那段无关学问的话。
　　书本、纸张、桌椅、黑板、墙报，都不是命脉，不可能连接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1978年，我们同坐在一个教室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学”，这两个字相连，注定不说明什么。人和人想的不同，受到的感召不同，得到的昭示不同，学到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相同。我站在我的厨房里，突然想出一句不合逻辑的话：同学是什么?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二
　　
　　有人想重见事物的原貌吗?旧事，还会有原貌吗?
　　我回想任何一件旧事都飘忽不定。哪怕再想追寻真实，再不想篡改它，它也不给我展露原貌。人变了，原貌紧跟着就变了。记忆，是永不定形的。
　　1981年底，大学毕业前，是在寒冷中往家里搬书。到了1987年，那些书又坐上火车，经过黄河长江，经过许多大铁桥和山洞，它们个个尘土满面，到了一个新家。大迁运之后，那些旧书一年里也不翻开一页两页。
　　1980年春天，是所有的树都准备拱芽的时候，我背着拖到腿上的大书包，到校图书馆去。我不止一次地向老师借左拉的《萌芽》，老师总是说：那是自然主义作品，不能外借。越是见不到那叫《萌芽》的书，越是感觉看了它肯定所获无数。
　　好像有左拉的另一本书。在一个同学的书桌里，包了牛皮纸的封皮。那同学每一个晚自习都看那一本书，总也看不完。我不知道他都看出了什么子午卯酉。
　　现在的书店里早就有了精装本的《萌芽》卖。我早看见了那两个视觉上轻盈俏丽的字。不过从来没想再去翻它。
　　一本书，能给所有的人相同的启示吗?
　　从接触到书的那一秒钟起，每一个取书的手，就已经是歧路上的一只亡羊，各朝着目的方向逃奔。也许只有枪能把它们追回来。因为吃了子弹，它们死了，规规矩矩地被摆放一排，准备剥皮煮汤。没有枪的追赶，它永远向着不同的远方跑。
　　我听见有人说，77级是一种“现象”。我听了很好笑。凡发生过的事情都是“现象”。所谓的“77级”，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像囚徒一样排队，等待一勺玉米面粥。每个周六的中午踢着食堂的大门，敲着饭碗，等待那两只让人一闻到味儿，就失明失聪失去全部仪态的肉包子。
　　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来，说北京同学的聚会，有些人每次参加，有些人总是躲避得很远。我说，同学这个词其实不沾染一点感情色彩，顶多说明某人与某人在生命的一段短促时间里相互距离近一点，别的什么都没有。
　　书在装订了之后，整齐地码在教室的讲台上。它在那会儿是同样的，它进入每一个人的书包就永远地不同了。
　　没有什么链条能把不同的人连接起来。连接人的只有血脉、利害、苦难和思想。无论牧人的栅栏多么坚固，无论山羊们挤在一起发出过多么近似的叫声，最终，它们只可能是歧路上的亡羊。
　　所以，我站在这事情的尽头说：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三
　　
　　有时候，我下意识地停下正在写字的手。我仔细反复地看它。我想，这是使用了40年的东西吗?这是那个爬在谷子地里薅草，薅得手指头又肿又绿的人，是她的手吗?
　　那手，怎么样又回到了软细的今天?
　　1977年冬天。农村小学校墙上结满白霜。有几公分厚。那天我起得最早，我要去参加高考。我的手走在路上就冻僵了。人人拿不住笔，人人到那只冒烟的铁炉子上烤笔，笔也僵了，我是用僵死的手和笔答的考卷。
　　那张卷子简单到了极点，我现在还保留一份史地考卷的草稿纸，题目：按中国历史的年代，排列出汉、晋、明、宋、唐、清、元……各朝代的正确顺序。我把这纸给我儿子看，这孩子笑得前仰后合。他滚到床上去笑。他说，你们是不是弱智呀!
　　我们就是这样一批大学生，能够排列出自大汉朝到大清朝顺序的大学生。排对了的，就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举着同一本书，戴着同一种校徽。
　　不可改变的是，我的大学同学一共80个。今天我还都叫得出他们中的大部分名字。在毕业照上，他们都比今天年轻和单纯。
　　我对徐敬亚说，我不是当年的我了。你也不是当年的那个徐敬亚。坐在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最后一排写字的那个徐敬亚，那个穿蓝色涤卡制服，尖锐锋利的人已经不见了。他说，那只是我们的毛坯。
　　我从来不感慨岁月。我只感慨思想的变异。其他的78个人肯定也不再是当年的他们了。经过三十六变、七十二变，没变的只有名字，横竖笔画，三个字的，两个字的。也许哪个人已经有了外文的名字，哪个人请了测字算命的先生，花费了银子，改了新名字。那么，我就完全不认识他了。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过去，我不想在求学的年代停留，我宁愿看看另外的时期。我喜欢会见那些没变的东西，太大的反差使人没味道。
　　我家那本红塑料封皮的中国地图册，在我和徐敬亚插队的那些地方，都被圈点过，连通向那里的公路，都被用彩色的荧光笔勾出来。在城市地图上，我们生活过的街道也画过记号。只是没有在读大学的地址上画过一点一线。
　　单纯的事情很容易被记住。当事情向着顺利扭转变化的时候，阴晦、杂质和混浊就来了。
　　现在，徐敬亚在我十几米外，他撅在那儿看他的电脑光驱。他好像准备钻到光驱里面去。他离我这么近，只要叫一声，他就能应。其余的同学都散了。欧洲美洲都有。阪神大地震还把我们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床上震到了地板上。我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把这么多的人重新集中到一起，哪怕集中在一本书之中。我们没有共同患难，所以缺乏纽带，我们之间并没有结实的纽扣和带子。
　　有一个同学寄一封信来，也是从日本。她让我写信给她。但是我没写。人写信都有一些具体要交代的事情。我和她之间没有这些。那么写什么呢?写一篇非写作性质的散文，是抒情还是叙事?那些陈滥的套式!我什么也不想写。
　　我写过一首诗，没发表过，叫“许许多多的孩子”。它的想法是在北师大教师宿舍里出现，是我给一个同学的儿子洗那双小脏手时候的感觉。那是一间公用的水房。水盆在见到孩子的手之后，马上就污黑了。肥皂像一条胖鱼。我抓着他有肉的小手。我想，一个人真应当有许许多多的孩子。
　　去会见那些同学，还不如会见他们的孩子。我愿意认识他们每一个。只要别超过14岁。
　　
　　四
　　
　　有一只苹果，我左右端详，都判断不了它的内部有没有核。我判定不了，在今天，人性和科学都荒诞地裂变的时刻，我手里的苹果是真的，还是假的，拿到眼前部分辨不清，连眼前手上的东西，我都看不透，对于那么遥远，那么不相干的、仅仅是同过学的一群人，我只能放弃端详。
　　一个人真的东西在哪儿?他的核在哪儿?我问任何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者。他马上就坦诚至深地指给我。他指他的腹部。而我只是看见一根手指头。能让所有的人共同想去亲近的，只有太阳、水流、星光……甚至静卧在我们身边的候车亭、绿化带……不同的人，就是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也是不同。
　　我坐了四年的大学板凳。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告诉他的学生：你要保持住你本来透明的品质，它值得你保持终生!教师只负责他的一门课程，只负责对着学生们说话。
　　那穿了一双鳄鱼头一样鞋子的教师，他没有望遍他的80个学生，他没有说：永远地，请你们记住。谁也别想训导谁。你拾取你该得到的东西，你拿好你自己的那一份。
　　这一切都没有。那么，“同学”是什么呢?
　　我是我自己，他是他自己。
　　同学，什么也不是。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责任编辑：魏冬峰
　　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