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当“粉丝”成为“疯丝”
作者：周黎明
《莎乐美的七层纱》 周黎明著
粉丝之于明星，就好像反作用力之于作用力。没有粉丝，就无所谓明星。
“粉丝”这个中文词是新近的产物，但粉丝现象却可以追溯到有人类集体活动的任何年代和地域，甚至在动物界也不乏类比，所谓alpha male，就是弱肉强食环境中的佼佼者，拥有或强迫或自愿的粉丝群。
现在的父辈看不惯子女追星，认为这是“不学好”，甚至是觉悟的低下、道德的沦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因为他们那一辈(从代际讲更接近我这一辈)发生过更加疯狂、更加有害的追星现象，将全国推到文化、经济、政治的万劫之地。所不同的是，40年前那次追星是政治追星，所崇拜的是单一的神，任何人都不许提出异议；现在的娱乐追星实行“多神制”，有上百个明星可供选择。即便在“超女”或“加油好男儿”的最后一场决赛，你仍可以将全家或全班分成三派，文明一点就各自投票，不文明的话就互相对骂。对骂的确很不雅观，但那毕竟是有选择自由的“初级阶段”，跟“全国上下一条心”相比是一种质的飞跃。
偶像是粉丝的心理标竿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当粉丝?为什么要参与偶像崇拜?
你可能会抗议：“我不是粉丝，我从来没有追过任何明星。韩寒说过：粉丝是一个越来越傻的群体。”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度”的区别，在“冷静者”看来，花几千元买一张门票、飞到长沙看超女、抢别人的手机投短信票，那都是巨傻无比的举动。但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都有一段时期会有意无意寻找偶像，对于多数人，这发生在青春期，需要挣脱父母的心理襁褓，建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实际上，这只是从小池塘跳进大池塘，从家庭的顺从过渡到社会的顺从。从十几岁开始，我们不再言听计从把父母和老师确定的偶像当作偶像，而是四处搜寻自己的精神支柱，其来源一般出自书籍、影视、游戏等领域，有时甚至是一张陌生的照片，因为视觉形象所能包含和传递的信息，对于一个心理上嗷嗷待哺的青少年，远胜于文字的描述。这就是影视歌快速塑造偶像的秘诀，也是娱乐偶像越来越铺天盖地的症结。
当一个人在确立自己的个人和社会定位之前，都免不了要观察现存的“参照物”。这里面有双重心态：一是认同，二是憧憬。你若发现某人的性格爱好跟你相似，你会有心灵相通的喜悦；你若发现某人跟你属于同类型，但比你更加漂亮、潇洒、聪明，你可能会偷偷企盼：哪天我能像他(她)那样该有多好!换成粉丝们自己的话：我们的偶像身上有着很多我们欣赏的特征，而且他们能理解我们。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因，就是性的吸引，也就是说，有时偶像不是你自己想成为的目标，而是你试图获取的对象。女生追捧李宇春，是因为她的特殊气质蕴含着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继而成为女生叛逆的依托。这种双重性在某些导演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导演经常挑选酷似自己年轻时模样的演员，而有些则显然相中了性幻想的对象。
别指望偶像跟粉丝一起成长
我们需要信仰，我们需要榜样。这一点青少年跟学校和家庭所代表的权威并无分歧，分歧在于信什么、学谁、怎么学——是不加消化地接受长辈传承的英雄人物，还是自我摸索然后心甘情愿上娱乐公司的钩。在大众传媒时代，所有偶像都是包装的产物，区别只是某些偶像的大众形象比较接近本人，而某些则有天壤之别。偶像崇拜是一种迷信，但破除迷信只会是徒劳，正如曾经对港台歌星内地演出的限制并没有给追星热降温，那些要卖血买票的依然会卖血。
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追星的心理需求加以剖析，廓清哪些是合理的成份，哪些是非理性的行为。最终，你爱怎么做，是你的自由。
我们常听到粉丝声嘶力竭：“某某，我们永远爱你!”这话说说当然无妨，但真要变成现实就会很恐怖。追星是一个寻找自我方向的过程，寻寻觅觅是一种常态，从一而终则是不正常的。比如，你从某个偶像那儿受到某种启发，但随着自己的不断成熟，你会outgrow那个膜拜对象，或者把那人的某些特质吸收到自己身上，比如发型化妆服装性格谈吐之类。当你从15岁进入18岁阶段，也许你会发现原先的偶像不能再满足你的需求，那时，你便会搜寻新的目标。或许你会辩解：“我的偶像跟我一起长大。”从理论上讲这不是不可能，但偶像是一种娱乐行业的品牌，而品牌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我们会怀念年轻时追捧的偶像，但他们当中极少能跟我们“一起成长”，否则，50岁的偶像会跟20岁的一样当红。
普遍规律：真正的偶像需要被凝固在永恒的刹那中。好莱坞最顶级的偶像是玛丽莲•梦露和詹姆斯•迪恩，英年早逝，留下了永不衰退的妩媚和叛逆；嘉宝退出影坛后，从公众视野中彻底自我放逐，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份珍贵的观众印象。反面例子：当一张山口百惠发福的近照曝光后，我们非但没有赞叹“偶像跟我们一起成长了”(中年人发福太正常不过了)，反而责怪她破坏了我们的记忆，因为我们需要“原生态”，不需要忠实自然但违背银幕形象的“成长”。
这不是说偶像派明星步入中年后必须自绝于人世，但所谓的转型就是从偶像这个神坛上找一个台阶走下来，在粉丝树倒猢狲散的状态下，保留一丝职业的尊严。对于追捧当红偶像的粉丝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但仔细想一想，就连蝉联十多年全球最大偶像的汤姆•克鲁斯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个世界上没有不散的粉丝筵席。当然，作为个体确有例外：当如花似玉的杨丽坤在文革中被逼疯、昔日容貌完全消失时，一名旧日的粉丝奉献了他的爱，并陪伴她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程。他每天面对的，已不是《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中的形象；而他给予的，也绝不是一名普通粉丝的狂热，而是源自粉丝身份的崇高奉献精神。
当粉丝变为疯丝
粉丝有明显的年龄特征，通常25岁后会热情消退，30岁以上的粉丝属于稀罕动物。但因为人类普遍有健忘症，所以当人到中年或老年后，非但不记得自己的年少轻狂，反而责怪后辈年幼无知。
由于涉及新闻职业之故，我曾小范围打探粉丝狂热的缘由，得到的最多答案是“好玩”，换言之，追星的乐趣在于起哄和宣泄。我觉得这个答案要比前辈们那些宏大的追求成熟多了，也理性多了。但不可讳言，粉丝中有一批超级狂热者，其思维和行为基本上处于非理性状态，大概就是韩寒所指的“越来越傻”的群体吧。当粉丝进入这种境界时，他们不再是通过外在目标找寻自己的方向，而是彻底放弃了自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精神的奴隶、政治的炮灰、商业机器上的螺丝钉。这种粉丝极其可悲，他们比古代的阉官和宫女都不如，因为阉官和宫女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功能和幸福自由为代价，以期换取足够的经济和名声好处，而极端型粉丝则是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情感，去无私帮助一群比自己有权有钱有势得多的人。从本质上讲，这类粉丝从事的是劫贫济富，而他们乐此不疲的原因是他们吸食并沉溺于偶像崇拜的鸦片。
你若觉得这话危言耸听，不妨关注一下2006年一则新闻：兰州女子杨丽娟逼迫父母卖掉房子，以资助她去香港“追”刘德华。她号称自己的最大理想是见到刘天王(其实在演唱会上已经见过)，而她言谈中所暗示的最大理想是嫁给刘天王。我宁愿相信这是一次炒作，但我实在想不出她能得到什么好处。如果她真的以为这招能收服偶像的心，那足以证明她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本文写作于2006年秋天，当时对杨的报道用了林娟的假名。07年3月，杨与父母赴港参加刘德华歌迷会，与刘见面并合影。但因为刘未答应私下会面的要求，杨父跳海身亡。)
当粉丝们像魔法学校的学生那样骑着扫帚飞跃疯人院时，我们的媒体充当着啦啦队的角色。在我见到的媒体报道中，粉丝的热情被一概当作美德加以褒扬，其中的超级非理性行为简直能得到“当代贞洁牌坊”的待遇。反而是好莱坞影片对“忒傻”的粉丝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这大概跟东西方文化对于公众与私人空间的不同态度相关。
假如某人天天在偶像门口等待签名，我们的报纸会称“热情的粉丝如何如何”，而西方媒体则报道“某人因长期骚扰某明星，被法院判为终生不得走进该明星300米的空间”。此时，粉丝不再是粉丝，而是stalker(非法跟踪者)。
马丁•斯科西斯的《喜剧之王》描写了两名那样的粉丝，其实他们仍在追逐自我利益，希冀通过偶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护士贝蒂》(又译《急救爱情狂》)中的女主角更加纯粹，你觉得她神经错乱，刚开始怜悯她，后来甚至觉得这样的人自我毁灭其实符合达尔文的理论(适者生存，反过来，不适者自我淘汰)。
现实中，绝大多数粉丝都是理性的，当他们发现自己和偶像之间需要保持距离时，会主动后退，尊重对方的隐私和自己的尊严；少数不屈不挠的变成了stalker，每天给偶像写信，跟踪偶像的行踪。最极端的粉丝能做出最极端的追星之举，连影视故事都编不出来，在我心目中，他就是约翰•列侬的超级崇拜者，同时是他的杀手马克•戴维•查普曼。听起来很讽刺，但完全合乎逻辑：强烈的膜拜导致强烈的占有欲，一旦明白无法得到，便“宁为玉碎”。
圣经中的莎乐美故事与此神似：一名少女看到魅力无穷的施洗者约翰，如痴如醉，要求抚摸他那“百合和雪山一般洁白的皮肤”，要求亲吻他那“用象牙刀切开的石榴一般的红唇”，遭到无情拒绝。少女便以跳脱衣舞为代价，向继父兼国王提出要求，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放在银盘上端上来。在王尔德的话剧版和理查•斯特劳斯的歌剧版中，莎乐美最后无比陶醉：“我终于亲吻你的唇了。”那时，她已经进入了一种融合性高潮和宗教显灵为一体的狂喜，一种终极体验。
我相信，刘德华肯定想拥有并保留他那千千万万的粉丝，但他不会希望其中有人“爱”他“爱”到这一步。
花城出版社
2007年8月版
责任编辑：文珍
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