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圆梦CCTV

作者:孙正平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这一天——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几天之内,北京和华北一带都余震不断。就在那一天,我得知唐山大地震后,立刻从太原赶回北京。一来我不放心我的父母和哥哥,想回家看看他们的情况;二来我想借这个机会和中央电视台方面的负责人见面,毕竟我已经毕业,急待分配。当我到家时,才知道哥哥出事儿了。
  我在山西还挺纳闷,我哥哥本来经常给我写信,后来怎么就不来信了?我有时候会给家里打电话,但当时没有私家电话,电话只能打到街道,由街道的同志跑到你家里帮你叫人。我每次问我父母家里的情况时,他们就说都挺好的,他们也怕影响我的毕业分配。
  回家见了父亲和母亲,我就问:“我哥呢?”这时候已经瞒不住了,我父亲才说:“你哥哥被抓起来了。”从我父母的角度而言,他们确实不希望我知道这件事。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还说“你怎么回来了”。一方面北京地震余波未平,还比较危险;另一方面就是怕我哥哥这件事,影响我的分配和心情。然而事已至此,不影响是不可能的了。在那种情况下,想进中央电视台肯定是不行了。本来我也只是和人家取得了联系,人家虽然对我比较感兴趣,但中间仍然要过很多道关。现在我已经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于是我没再跟父母或任何人提这件事,也没再和中央电视台联系。委托街坊四邻帮我照看父母,我就只身回了山西。从山西回北京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一团热火,而从北京回山西的时候,却是失落和绝望。
  在我返回山西后的第三天,中央电视台就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到我们街道作外调。两位都是女的,一位叫哈国英,就是日后意大利甲级联赛转播的导演;另一位叫王宗智,是位老导演,现在已经去世了。两个人到街道一了解,说我已经离京回山西了,她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给我们写信,提出了愿望,我们也觉得他的条件不错,结果到了北京,反而没有和我们联系呢?”这才知道我哥哥的事情。本来哈国英和王宗智是希望看看大家对我家里和个人有什么看法,但我哥哥的事情也让她们感到很意外。她们回去将情况作了汇报,台领导认为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只能放一放,现在想调进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这个时候,我正在山大挣扎,希望能够调回北京,进人中央电视台。本来事情的眉目已经在我毕业前夕越来越清晰,我就没有再像其他同学一样,努力想办法分配在太原。但是突然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等我回到太原的时候,太原的位置已经被占满。我平时和大家处得都不错,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总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人来帮助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留在太原已经极其困难了。
  当时帮忙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山西省体委竞赛处的处长,叫郑孟壁。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深交,就是我在大学期间去播音的时候,和他打过不少交道。他因此对我的印象不错,觉得一个来自北京的学生,工作上勤勤恳恳,为人也不错。在我毕业的时候,他也曾经帮我找过他们的领导,希望我能够留在山西省体委。但是由于种种阻力,想跻身到各种关系很复杂的事业单位里谈何容易。
  还有一位,是山西省电视台的美术编辑,叫黄克毅。我们也是在运动会上结识的,他比我大十来岁,但非常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彼此的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他希望我能进山西电视台,成为一名体育播音员。但当时电视台还没有专职的体育播音员和解说员的概念,有人就说:“孙正平说体育行,可播新闻什么的不行。咱们这儿一年也播不了几场球呀。”另外我是外来户,占一个留城名额,没有硬后门、比登天还难。总之,他们不希望我进去。几年之后,我调到了中央电视台,黄克毅又见到省台的人说:“你们大错特错了吧,当时没有要小孙。否则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有体育转播的时候也可以用啊。”结果那些人说:“是啊,正因为我们没要,他才能去中央台呢,要不然他就埋没在这儿了,一辈子说山西话了。”
  这些都是萍水相逢、邂逅相遇的朋友,彼此之间只是靠一种感觉,靠真诚去善待对方。大家都觉得你不错,都愿意给你帮忙,没有任何报酬和目的。不同的时期,我都能遇到这样一些好人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给我最需要的帮助。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有老人说:“没见你两眼之间有颗痣吗?那叫二龙戏珠,吉人自有天相呀。”但愿它能伴我一生好运。
  当时我想留在太原的梦想早已是空中楼阁了。我的档案从山西大学诃回了运城地区,又回到了稷山县,但县中学教师的名额都满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即使有,我一个毫无关系的北京知青也留不下来。我只能分配到离县城15公里的翟店公社中学去当体育老师。在运城地区等待分配的时候,我心情沮丧,内外交困,加上吃了一些街摊上不干净的东西,突然发烧,浑身无力,连站都站不住了。几位准备各奔东西的同学心急如焚,非常仗义地集体退票留下来送我去医院。一位同学费力地推着自行车,其他同学一左一右扶着我去医院。当天刚下过雨,路过一个水塘,老大哥彭毅背着我蹚过水洼时,轻易不流泪的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经医生检查,我得了中毒性痢疾。我的人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可能进中央电视台,直线坠落到稷山县翟店公社,即使我再想得开,也难免有些愁云惨雾。
  在我卧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那一天是1976年9月9日。到了10月,我哥哥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刘毅,和我哥哥一样很喜欢古典诗词。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大妈,您知道么,‘四人帮’被抓起来啦!我是听外国广播说的,你儿子孙正一保证没事儿了,应该很快就会放出来。”果不其然,只过一两天的时间,消息就公布了。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一眨眼的工夫,乾坤倒转,我哥哥不但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还是一位反“四人帮”的战士,是一个英雄人物了。
  我身在翟店公社的中学教书,心却一直在北京。我哥哥已经平反,让我内心又一下燃起了进入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火。我又开始提笔给中央电视台写了封信,在信里我写道: “因为家里的变故,让我对于来台里工作这件事一下子绝望了。但是现在,‘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哥的事情已经不成为一个阻碍我进中央台的障碍了。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不知道中央台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人选,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实现我自幼的夙愿和梦想。”
  信寄走时间不长,人家马上回了信。只是一封很简单的回信,说现在台里的领导层也在更换,我的条件和情况他们都了解了,希望我继续坚持和努力。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会和你联系的。”于是我在翟店公社中学继续教书,心里日夜盼望来自北京的消息。这时我哥哥给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