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合肥四姐妹在１９４９年前后
作者：金安平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女士在本书中讲述了张家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的人生，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历史变化中的家庭故事。本刊节选后予以刊出。
元和
抗日战争结束后，有一阵短暂的狂欢。元和与兄弟姊妹重逢，弟妹们在她家打地铺，住了几个星期，通宵达旦聊天，弥补这六年来的分离。然后他们各奔前程。此后几年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
1949年初，实业家严惠宇想买一块填海区土地，将它改造成农场，养奶牛、种植桑树和油桐。他派顾传去海门调查地产状况。顾传到海门后住在季方家。季方是凌海霞（元和的老师）的亲戚，也是当地的军政要人。抗战开始时，他自己组织了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共产党军队都没有关系，而抗击日本军队成绩显著。1940年共产党新四军进入海门一带，季方和他们联合，接受了共产党领导。季方从未入党，但长年和共产党的活动家、党的领导人、战地指挥官合作。从他那里，顾传了解到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以及那个政权的规范和理论。回家后，他告诉元和他们必须去台湾，哪怕她不去，他也要一个人走。
即使到现在，元和仍不明白为什么丈夫那么坚决要走。当时元和身边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允和、兆和都在已被共产党占领的北京，充和夫妇则在美国。
顾传只有几天时间用于准备行装。上海卫戍司令是他的朋友，为他们全家找来了船票，每张一两金子。顾传买了六张票，带着妻子、儿子、母亲、儿子的保姆、高干干的外孙女（她在顾家帮佣了好些年了）一同启程。他们的女儿顾珏仍然留在苏州和凌海霞一起，由于战争，道路已经断绝，即使顾珏有法子回上海和父母一道走，凌海霞也不会让她这样做。
元和搭乘的船在5月18日离开上海。直到三十一年后，元和才见到女儿，其时顾传和凌海霞都已去世。事实上，这两个与元和关系最密切的人是在同一年去世的。
几年后，凌海霞决定放弃。在接下来的十二年里，她养了好几百只供试验用的白鼠，赖此谋生。她在去世前不久写道：“惟海门教育事业，经日寇摧残后，遂一蹶不振。”随后又写道：“永别了父母，尚有梦寐相见，永别了千辛万苦成长出来的教育事业，只有抱着无限的隐痛与仇恨。”
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迁往台湾后，顾传也想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他的赞助者严惠宇留在大陆，和凌海霞的哥哥一样，他选择了退隐。他所有的计划都已无法实现。因此他将可观的艺术收藏品全部捐给了镇江和南京博物馆，然后不问世事。此时，顾传在台湾也屡屡碰壁，诸事不顺，欠了许多债。戏曲界人士去找他，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在台湾复兴昆剧，但是顾传让他们失望了，他一心只想推行下一个新计划：开一个蘑菇种植场，或者是自创品牌啤酒。
顾传再也不曾登台演出。元和说，没人能劝得动他。他们在台中的房子一般，有时在家里，他还会唱戏，扮演的多是悲剧英雄，听众只有元和一人。1966年初，顾传患上肝炎，而且看上去已无法疗治。4月，他与世长辞。
丈夫去世后，元和再次在票友演出中上场。有一次，她出演《长生殿·埋玉》中的唐明皇，戏中皇帝被迫让自己的爱妃杨玉环自尽。这出戏的结尾是杨玉环下葬，她的身体用锦被包裹，被草草安放在浅坟中。多年后，元和回忆起那晚的演出，觉得颇有讽刺意味：“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这块玉啊!”“”的意思就是“玉”，顾传有良玉一般的才能，而且对于元和来说，他就是一块美玉。元和葬他于戏台之上，不是再恰当不过吗?
允和
抗战之中，有大约两年时间，她收过合肥老家的地租。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这一行为使她被定为地主，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从1952年起，她被贴上了“反革命”和“老虎”的标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也丢了。
当编辑之前，允和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她当时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多少货”，所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只要手头能找到的书就拿来读，尽量充实自己。她还加入了一个教学研讨会，与其他历史教师定期讨论如何修订历史教材。教学研讨会里的一些同事鼓励允和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她也很乐意这么做。“我就是喜欢听人家夸我，”允和后来说，“一高兴，写了两万多字。”她把这篇长论文寄给了一家教育杂志社，但是没有回音。这篇未发表的稿子可能被辗转送到了北京，因为不久后，她的一些观点出现在《人民日报》的长篇社论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读了这篇社论，很欣赏允和的观点。他们一直在为新政府修订、重编历史教科书制订准则，允和主张在科技与科学史中加入更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在历史教学中纳入文学与哲学的发展状况，他们很赞成这些观点。允和还呼吁历史教学应该更灵活、更贴切，增加介绍少数民族历史的内容，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是聘请允和担任编辑，帮助他们编写中学历史教材。允和面对新工作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但是被贴上“反革命”标签之后，一切都化为泡影。允和回忆道：“我从此没有了工作，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就下岗了。”她决定退休，“我这个……老虎只好养在家里了。”
刚丢了工作的时候，允和既愤怒又失望，羞于见人。她不想呆在北京，以免触景伤情，于是她回到苏州。她的五弟在战后搬回了九如巷的老宅，允和就住在五弟家里。他们重访儿时旧游之地，允和也开始重新联络以前昆曲研习社的朋友。几个月后，她回到上海，已经从“恶劣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如果有人问允和，1952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她会坚持自己只是“家庭妇女”，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她靠丈夫周有光的收入生活（周是语言学家，精通英文，兴趣广泛，有“周百科”之称。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转行，新政府当时急于展开文字改革，因此周有光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允和为昆曲研习社写信联络事务、安排演出，却从没有领过政府的钱。她的工作是自愿的，而且和别人一样勤奋。直到十五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拿工资的人，理论上说都是国家职工。允和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也许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她太直率，声音太大，太容易打抱不平，也太过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因此虽然对教历史和编教科书颇有兴趣，她还是选择做一名家庭主妇。
兆和
1948年秋，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满洲和北方大部分省份。到了12月，共产党包围了北平，围城长达两个月。总的来说，围城带来的压力是心理上的。兆和的儿子们记得当时炮弹经常错过目标，本来是打向弹药库的，却落在了住宅区。不过孩子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两兄弟也不例外。他们帮忙挖壕沟，储藏食物和煤油：“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不已。”
多数人不知道共产革命最终会带来什么。兆头看上去不太好，但是即使有机会逃跑，大家也实在不想再次上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他们会这样说服自己，然后静观其变。在1948年3月，沈从文已经隐约感觉到在新社会里自己将有怎样的命运，新的政权将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在一份当月创刊的共产党刊物中，有两篇文章严厉批判了他。一篇称他为“地主阶级的弄臣”和“清客文丐”、“奴才主义者”；另一篇则说他的作品颓废色情，是“桃红色文艺”。后一篇批评文章的作者是资深的革命作家郭沫若，兆和及其姐妹们在乐益女中读书时还演过他的戏剧。
1949年1月，沈从文明显病了。
他的儿子说，没有人能帮助父亲从混乱中解脱出来，因为混乱的根源都在他的脑子里。他长时间独坐叹息，或自言自语：“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的家人都很“迟钝”，无法理解是什么困扰着他，这一点又增加了他的忧虑。但“在全国正有几百万人殊死搏斗的时刻”，他的儿子虎虎解释道，“一个游离于两大对手之外的文人病了，事情实在微不足道。”不过，朋友还是上门探望，带来安慰的话语和“围城中难得的”食品。兆和对他很耐心，也相当忠心，她独自接待所有的客人，强作欢颜，不过“明显憔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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