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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撤台前“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破产
作者：龙 文
因为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人才留给共产党更是助长赤焰。无论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蒋介石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胡适之：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
1948年11月，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同时，胡适还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走，陈垣表示不走，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想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次日中午，蒋介石便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出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即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是始终没有过好感。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吴姓学生（健雄？）两次劝胡适留下，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梅贻琦对记者抱怨机场跑道太软，似有可以多载几人而不能之意。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成了国民政府历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长。梅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该恢复名誉吧。”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如果说在争取胡适这一回合中蒋介石占了上风的话，那么还有几个人都是老蒋难啃的硬骨头，让老蒋赔尽了老脸。
陈寅恪：怕吃小米，怕买不到进口安眠药，才南迁
胡适的风头，令人容易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这一天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及他的一家。这位并非热点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适之后作为社会新闻公之于众。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他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不过，现实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变得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自如。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几近哀求，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前来劝说，实际上寓有即时兑现之意。
若从忠心事君的角度看，杭立武、叶公超等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此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张伯苓：不买蒋介石账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很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履任后，目睹国民党政府违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尤其亲历了官场的黑暗腐败，民不聊生，心情很不愉快。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不到一个月，就返回天津，发出国民党政府“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之后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这段时日，张伯苓从报纸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进军，深悔一时糊涂，上了蒋介石的贼船。正在张伯苓苦闷彷徨之际，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喜形于色。“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的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一时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烦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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