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作者：全国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编
本文是原傅作义将军的部将王克俊回忆北平和平解放的文字，内容翔实可信，傅与蒋介石的矛盾，一目了然；起义投诚，紧锣密鼓；地下党渗透，如影随形。
解放前夕傅蒋之间
的矛盾与斗争
1947年底，蒋介石成立华北“剿总”，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对此任命是很不愿意的，回到张家口曾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到北平去。”这是因为傅深知蒋的部队是不会听他的指挥的，而自己的部队却被更牢固地绑到了蒋的战车上。
傅这时处于一个十分矛盾的地位，身处蒋介石集团的高级指挥职位，而内心已极不愿意继续为蒋所役使。这个矛盾终于爆发了：1948年2月，傅主持召开华北“剿总”的会议研究军事工作，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整个部队的问题，但副总司令陈继承反对。陈是“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军统特务头子。陈表示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他。有的部队只有他才能使用（例如青年军第208师），而且傅的直属部队的使用他也要过问，态度十分骄横跋扈。傅对陈的权力不予承认，而陈坚持，于是争吵起来，傅无奈只得休会。会后，傅向蒋坚决辞职。傅先生气愤地对他周围的几个亲信人员说：“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苦百姓，我是不干的！”
傅以坚决的态度，迫蒋撤换了陈继承的北平警备总司令之后不久，又撤掉了几个北平市政府内的中统、军统特务，最后电蒋请调王明德（即我，当时任傅先生的副秘书长）为政工处处长，顶住了蒋安插亲信的企图，并把政工处由总部的外面迁到总部内办公。对于傅的这一任命，蒋没复电批准，但也没再委人来了。
7月间，蒋要给傅扩四个军，给了番号。傅先生曾再三研究过其意图所在。联系到1947年在张家口，因为接受了扩两个军的命令，结果自己的部队第35军和第104军被分别调往河北和东北。鉴于这个教训，傅决定四个军的番号不要，作了如下的处置：除把原保定绥署孙连仲留下的部队一个师和一个旅扩编为第101军，荐举李士林为军长外，其余蒋所给的编制平均分给所属各军，各增一个补充师。这样，既有利于傅协调所指挥的中央各军头头的关系，避免蒋对他生疑，又可防范以后蒋可能抽调他自己的部队的企图，从而使蒋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于过分嚣张反动的蒋嫡系部队，傅则把它调离北平，以减小身边的羁绊，如将蒋青年军第208师调驻唐山市即是一例。为了加强自己的内部，傅扩大了干部训练团和河北省的干部训练团，所有上面派来的或招来傅部或河北省工作的人员，均需先在训练团集训，通过审查，才能补充到部内。
但是有些蒋的命令，傅仍照样执行。例如1948年4月，蒋命令袭击河间县，傅则如命派了鄂友三骑兵第二师出击。该部沿途残害人民，又犯下了一笔罪行。
1948年10月，解放军对锦州发起进攻，蒋介石慌忙飞到北平策划援锦。不出所料，蒋打的如意算盘是调用傅的主力并命傅去指挥援锦之役，因为若能如愿，则可解救东北危局；若失利，则可把其华北嫡系部队拉走。蒋提出要傅把他的干部家属移送福州，以福建作为傅的后方基地；又说尔后作战，必要时可先撤至青岛，相机再海运华东南。蒋以此为诱饵，让傅去援锦。但是此举对傅来说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面对蒋这一阴谋，傅表示先派人作些准备。他派了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宋肯堂到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又派了杜建时（天津市市长）设法查看援锦的道路，还派一个师（步兵第17师）和一个骑兵师（新编骑兵第4师）到迁安、丰润、玉田、三河、武清等地转了一圈。至于蒋要傅亲自指挥一事，傅则再三辞绝，推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自己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委座德高望重，以统帅地位亲自指挥，才能奏效。蒋介石不得已只好亲自指挥并调用蒋自己的嫡系“精锐”兵团，由海路援锦。
蒋介石这次来平，还曾在华北“剿总”总部的小礼堂，召集当时在平的军以上的高级军政人员“训话”。蒋在“训话”中说“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等等，妄图鼓舞士气。但适得其反，这个讲话又一次使傅先生看到了蒋介石一心投靠美帝国主义的面目，认识到蒋介石不可能是实现中国独立统一的人，而是为了四大家族利益依附于美国的傀儡。蒋走后，傅向我和参谋长李世杰二人问道：“你们看这个讲话怎样？”我们二人都认为坏极了，直言道：“这是中美勾结的继续与发展，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继续，身为国家总统，怎能讲出这样的话！”
拒绝援锦是傅决心脱离蒋集团的第一个大胜利。但事情并没有简单地过去，作为条件，蒋命令傅组织部队袭击石家庄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傅一面暗自思忖对策，但表面上仍如命派了蒋嫡系第94军（军长郑挺锋）配备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和骑兵第2师（鄂友三部）出发，但各部均由政工处加派专员为监军，以便随时掌握。对于此举，部属也有犹豫。第94军在渡唐河时，军长郑挺锋听到了其弟（郑庭笈，第49军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广播讲话后，托辞母亲病重，坚决辞职离去。刘春方亦几次来电，以解放区军民防守严密为由，对此举“谏请钧座考虑”。此时此刻，正是蒋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伤亡重大，锦州已解放，廖耀湘兵团行将就歼，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之际，蒋介石为宋美龄和孔令侃因囤积物资、捣乱金融与蒋经国发生冲突事，竟弃军飞沪调停去了。此时此刻，也正是傅作义先生决断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的决定
1948年10月30日夜12时许，傅先生指令他贴身的卫士、勤务都远离。接着对我说了很多，说到他一向很要好的朋友现在都主张和平谈判，许多很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以及最近郑军长辞职等等事情。说到蒋近日急急飞回上海为的是什么“要事”，傅先生感叹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傅还谈到对战争前途、人心向背的看法，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不同等等。在对话中我们还谈到1945年蒋要缩编傅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蒋一再要傅以福建为安置干部家属的后方基地，还封官许愿；又从蒋对待张学良和卫立煌的毒辣，说到必须走自己的路（傅与张、卫甚厚）等等。谈话自然集中在一个老问题上：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这次谈话的结论是：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因之傅先生问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又问：“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经两人交换意见，最后作出了如下三条决定：
（一）由我次日再去和刘深谈，然后拟一电文交给傅先生。
（二）天明即下令第94军与骑师、骑旅撤回。
（三）关于方式和时机，认为需要待解放军围城之后，利用内外力量的配合，才能圆满地实现整部走上人民的道路的目的。
最后，傅先生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我答道：“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傅先生关心地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回答道：“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或其他反对此事的人，不会有愿舍其命而为蒋效力的。我会相机行事的，请你放心。”这次谈话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