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洪峰“乞讨”事件始末
作者：吴虹飞
洪峰，吉林籍著名作家，曾与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
1994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洪峰被当成特殊人才引进。
关于住房问题，时任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十八万元人民币为洪峰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
十年前文化局给出的承诺是“不坐班”，并没有写成合同。
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十一年里，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洪峰尝试写一写话剧，洪峰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作硬性规定。”洪峰认为自己“十一年来没有白拿过一分钱，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并未违反合同。”
2004年10月，洪峰和剧目室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想法，到云南的一个村子去种甜瓜。那里种出的甜瓜，价格是每公斤十二元。“你说作家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呢，不如教当地的农民种瓜，还能帮助他们脱贫，顺便写个关于种瓜的书，写写那里的农民。”他带着文化局领导给的五千元去云南。后来未婚妻小燕查出患了子宫癌，2006年7月，他带小燕回沈阳看病，种的瓜没人看，“都被猪吃了。”
2006年9月，因其所供职单位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暂时停发他每月两千元的工资。10月25日，洪峰与单位沟通失败，一气之下来到青年大街行乞，并且挂上牌子，写明工作单位和户籍地址。整个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讨得近26元人民币。
2006年11月3日，9至11月三个月工资已经到达洪峰账上。11月3日后，沈阳市文化局对此事三缄其口。
2006年12月2日，洪峰在其博客上声明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及沈阳市作家协会。
以下是吴虹飞对这次事件的采访。
一份薪水的重要性
吴虹飞：这次风波闹这么大动静，你是否有想到？
洪峰：对我来说只能是属于意外，原本是因为愤怒和无奈跑出去几个小时，没有想到给人认出来还上了新闻；现在的后果都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能有什么后果呢？就我个人而言，最大后果是连续数日没有安生日子了，想跑出去再讨钱恐怕后边真的跟了大堆的人，谁还给你？即便给也是看耍猴的出小费了。
对于为何停发洪峰的工资，剧目室胡主任给出了三点原因：“第一，今年（指2006年）五六月份举办第六届沈阳艺术节的时候，找他回来研究剧本创作，但是怎么也联系不到。”“第二，七八月份单位准备出书，向他征集作品的时候，仍然找不到他。”“第三，他一个人在云南居住，和单位失去联系半年之久，我们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心。”
我的回答是——
一、五六月份我们还保持着有联系。五月下旬还和胡主任通过电话，可以查询移动公司的电话记录。
二、我七月回到沈阳继续给家人治疗，单位如果要联系，我所住的是文化局的宿舍，很容易就找到；后来事情闹大了，他们不是第二天就敲响我的家门了吗？
三、一和二不成立，还有三吗？
吴虹飞：你签约沈阳市文化局的合同是怎么订的？你有无违反合同规定？十年前的承诺不坐班，有没有写成合同？
洪峰：当年的一切都没有文字合同。一九九四年沈阳市正大力建设一个文化城市，我只是恰逢其时。面对一级国家政府部门，一个简单的工作方式问题，双方都没有想过需要文字合同。如果带着这个前提，那意味着我轻视和不信任文化局，压根儿就不必来到这个单位工作了。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我一直坚信，这个协议应该具有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在，就不会不信守承诺。用现在的话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1994年春节之前当时的文化局局长和另外一位文化局基层干部带着我去的市长办公室，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市长还有基金，他还解释了市长基金的用途：突发事件和特殊事件。“给洪峰买房子就属于特殊事件”，他说。所谓“不坐班”这个条件其实是基于我本人的工作方式的特殊性产生的。文化局不是作家协会，它没有专业作家，但按照各地文化局创作人员一贯的工作方式，也没有坐班的要求。对我的承诺主要是特别强调了不坐班和不必写作戏剧，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他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陈副局长语），局里认为我的小说创作一样属于文化局的成就。至于房子问题，文化局不会有额外的资金给这个特殊引进的职工，所以才会请求市里支持，当时的市长承诺的是从市长基金中拨十八万人民币为我购买一套住房，如果不够，就由文化局自己想办法解决。其实按照1994年沈阳房价，不涉及够与不够的事情。
我一直严守规定。事实上成为文化局工作人员之后的十一年里，因为几任剧目室主任一直鼓励我也尝试写一写话剧，我每年也会完成一个甚至更多的剧本。近年来开始以工作合同的方式注明：“每年完成一部作品，文体不做硬性规定。”也就是说我一直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这些可以查询文化局工作人员的工作记录，2005年我还有话剧《九路汽车》由长春话剧院在全国公演。
吴虹飞：为何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你有何种初衷和苦衷？
洪峰：我没有想用乞讨的方式解决工资问题。我清楚工资我是一定可以得到的，因为我是国家正式职工，有劳动法、合同法保护我，更主要的，我相信上级领导官员会迅速纠正这个剧目室的违法措施。我接到剧目室办事员电话通知，要我去单位听解答。当我知道他们要解答的居然是我写给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信的时候，我出离愤怒。我没有想到我指控剧目室，居然会转回给剧目室并且由他们来处理。我问工资发了没有，对方说先来谈，工资好说。我认为这不是做生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再次强调告诉他们这是违法的，要求他们立即发还工资，否则你们的解答有什么意义？不欢而散。我在受骗上当的愤怒和屈辱中离开家跑到街上，拎着我的帽子讨钱。
吴虹飞：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关于未婚妻的癌症？
洪峰：她的病，每个月平均两万八干多元，这是最低的。这些困难我可以想办法自己解决，包括托熟人不住院治疗，为了省费用。我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也不是为了跟他们讨钱花，我只是要他们知道剧目室在我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我必须要他们清楚我没有能力面对小官僚的滥用职权，我是请求他们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下个命令什么的，事情就解决了啊。生活困难不是我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工作环境被人为破坏了。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个人的生活怎么样，很明显，没有人骂作秀骂干吃不干活就相当于给我支援一百万元了。
吴虹飞：这份薪水对你的重要性？
洪峰：当医疗费用巨大的时候，失去这笔政府薪金的确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了。有这两千元不仅仅是钱，还有一份信心。我想这个心理对一些人来说有点滑稽，但对我来说很真实。
吴虹飞：从几月份开始没了工资？几个月没工资，这是委屈吗？是不是还有别的诱因？
洪峰：九月份开始的，直到十一月初。这不需要说明，它是个可以量化的简单问题。不是委屈，是不理解一个单位怎么敢公然做这种目无法纪的事情；不是委屈，而是愤怒。怎么可以把一个公民和职员给你个人的信件用如此荒诞的方式处理？
吴虹飞：是不是你对这个体制本身不信任？
洪峰：奇怪的是我一直很信任这个体制，否则上个世纪我就跟美国人跑了。
吴虹飞：以前对你的房子的承诺没有兑现？
洪峰：房子问题其实我一直没有追讨。真正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需求不高的人，直到今天，吃西洋饭哪只爪子拿刀哪只爪子拿叉子还搞不清呢。今天我旧事重提，就是想知道政府说话还算数不算数。算就算，不算拉倒，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再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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