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一生正气胡耀邦
作者：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组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14岁只身投奔革命，18岁加入共产党，19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22岁被毛泽东“钦点”当上抗大政治部副主任。26岁认识了延安女子大学的安徽姑娘李昭。两人结婚。
团中央许多同志还记得，37岁的胡耀邦笫一次走进机关大院的样子：留着小平头，身材瘦削，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穿一双圆口布鞋，衣着朴素，像个风尘仆仆刚从山区回城的小青年。胡耀邦给人第一感觉是平和与敏捷。他立下规矩：团中央干部之间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称同志。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14年，从书记处书记到机关干部，从秘书、公勤人员直至食堂大师傅、传达室老头儿，见他都叫“耀邦同志”。他个性非常随和，吃饭和大伙儿一样拿着碗上大食堂，一边排队一边和人聊天或谈工作。
在胡耀邦的影响下，那时的团中央充满人情味。干部们亲如一家，互帮互助。孩子们一块上学，一起玩；玩累了，离谁家近就在谁家睡觉。胡耀邦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共青团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屡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胡耀邦很得毛泽东的赏识。他思路敏捷，文笔流畅，善于言辞，为人机灵、单纯。但是庐山会议后，政治嗅觉敏感的人们开始察觉出毛泽东对胡耀邦的冷淡。胡耀邦在批判彭、黄、张、周的大会上表现沉默，就连在小组讨论的发言记录上也只留下了几行字。彭老总罢官后，他还跑到彭家去看他。这些都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胡耀邦说：“从那以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让我坐了冷板凳！”此后的中央会议也很少通知他参加。
尽管政治生命起起伏伏，胡耀邦的家庭生活却一直非常温馨。他与母亲、岳母、妻儿、侄女组成了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最初住在团中央机关小院，后来搬到富强胡同6号，一个据说是慈禧太后奶妈宅邸的四合院。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草和果树，从早到晚弥漫着饭香，因为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一批批地来，有些人吃住都在胡耀邦家。胡耀邦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喜欢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屋子里常常黑压压一群人，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在胡耀邦子女们的记忆中，很少有仅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似乎总有客人。孩子们觉得父母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太亲切。
1962年，胡耀邦以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49岁的胡耀邦挂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陕西社教运动“左”倾的程度和恶果在全国来讲最为严重，1964年的粮食单产量比西藏还低。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过得比河北的农民还苦，多种经营被“以粮为纲”而“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农民生活相当贫苦，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3200多人、开除公职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人心惶惶，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胡耀邦为这难以置信的情况急得睡不着觉。他夜以继日地听取各个厅局的汇报，轻车简从到处与基层群众座谈。最后果断提出“大、宽、活”三项治理方针，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暂停对干部的处罚，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进行复查等。这逆流直上的谏言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背道而驰，很快就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刮翻案风”，“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与中央对抗”等。
1965年2月下旬起，西北局连开大会小会批判胡耀邦，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送进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便继续批判不止。胡耀邦调任陕西的半年里，工作了99天，挨批判100天。6月上旬，叶剑英元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军用专机来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那里听说胡耀邦在陕西挨整，深为忧虑，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剑英自解放后，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批，当时正赋闲在京，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他们一行三人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欢迎宴上，张爱萍故意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人听了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叶剑英把胡耀邦单独留下，询问他挨斗的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呐！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叶帅说：“我带你走！”
胡耀邦以回京治病为名，向西北局请假。西北局明知是叶剑英要带他走，因此也无可奈何，无法阻挠。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乘叶帅军用专机返回北京，继续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但政治风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更为严酷的厄运正等待着他。
1966年，“文革”爆发，整个中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由于这场运动是从千百万少不更事的青年学生中兴起的，负责北京市中学生“文化大革命”的共青团中央，不可避免地继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后，成为第一批被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胡耀邦也成了“文革”开始后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委员。1966年8月13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群众大会，会上突然宣布毛泽东的命令：改组团中央书记处。从此，团中央机关就天天人山人海，北京几十所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先后跑来造反。胡耀邦和其他几位书记被禁闭在办公楼里，丧失了人身自由，不断地接受批斗和审问。这时他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次运动不像以往那样简单！
“文革”一开始，胡耀邦还只是在团中央机关大院挨斗，没多久就被学校、其他机关和社会上的各种单位“借”去游街、批斗。辱骂、殴打、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胡德华骑车去接父亲的那天，胡耀邦刚从北京长辛店的批斗会场回来。他被技校的学生们斗了整整一天，全身衣服被皮带抽成一条条一缕缕，浑身上下满是血污、痰迹和汗渍，走路一拐一拐的，脖子也被扭伤了……胡德华当场难过得掉下泪来。他雇了辆三轮车，把父亲抬到车上，慢慢拉回家。胡耀邦躺在沙发上，半天没说一句话，喘息了很久，才吐出一口气，用手指着胸前口袋，嘴角抽搐，还是说不出话。女儿满妹见状，上前从父亲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纸上笔迹颤抖，字大行稀地写着：
孩子们：
一、这是本月底生活费，希望你们节约使用，学会过苦日子；
二、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胡耀邦
拿着父亲的信，看着父亲的惨状，胡德华再次忍不住流下眼泪。当晚，“造反派”闯到家里，带走了胡耀邦。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胡耀邦白天挨批斗，晚上扫厕所，团中央大礼堂和机关大院的卫生也归他负责。
此时，高中尚未毕业的胡德华在清华附中住校，很少回家。富强胡同6号的胡家四合院已被“造反派”砸得面目全非。顶棚被扯破，地板被撬开，父亲精选收藏的各类图书被抢的抢，撕的撕，所剩无几。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母亲李昭被关押在“牛棚”里，不许回家。父亲被打得不能动弹，“造反派”才允许家属每日去给他送饭。胡德华经常和妹妹一起给他送饭、送药，陪他到医院看病。直到1967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抓叛徒、特务的运动成了“造反派”的新的兴奋点，被江青说成“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的胡耀邦，日子才开始好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