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亦商亦政庄希泉
作者：高红霞
像许多福建人一样，上海不是庄希泉的主要定居地，庄希泉前半生的活动地点遍及南洋、香港、厦门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既有他家族的产业，也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然而上海是庄希泉从政的起点，也有他家族的产业。在上海，他曾担任过泉漳中学董事长，而泉漳中学曾是中国共产党重要活动基地之一，这不能不说与庄希泉有很大关系，他的夫人也病逝在上海。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1888年9月9日，出生在福建厦门白鹭岛商人家庭。9岁进入私塾读书，后就读厦门东亚学院，又到前清举人周墨史创办的私人学馆读了几年。庄希泉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遭受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宰割的年代，他的启蒙老师陈观波是前清秀才，又是南洋归侨，学兼中西，思想开明，不时给庄希泉讲述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故事，还介绍章太炎、邹容等革命者的著作让他阅读，这对庄希泉爱国主义思想形成影响很大。
庄希泉亦商亦政的道路是从在上海泉漳会馆结识沈缦云开始的。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以华侨商人的身份三下南洋，帮助同盟会筹款，为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和反袁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6年，庄希泉18岁，按他父亲的愿望，该是子承父业的时候了，父亲庄有理让他到上海自家开办的“庄春成商行”任经理。当时上海的泉漳会馆是福建反清志士聚会的场所，庄希泉在那里结识了被孙中山誉为“功在民国”的前清举人沈缦云，此时沈缦云已弃学从商，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通过结识沈缦云，庄希泉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光复，上海革命党人成立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任都督，沈缦云被任命为都督府财政总长。当时国库空匮，军无粮饷。为渡过难关，沪军都督府派沈缦云率领“南洋募饷队”一行七人赴南洋，庄希泉为其中成员。临行前沈缦云奉调赴南京，队长一职易人。募饷队抵新加坡后，代理队长因渎职被撤，遂由庄希泉负责。在新加坡，庄希泉第一次与爱国侨领陈嘉庚见面。陈嘉庚是庄希泉同乡，新加坡也是闽籍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在陈嘉庚及广大南洋华侨帮助下，数十万两银元的筹集任务顺利完成。接着庄希泉又赴槟榔屿，在那里由陈新政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先生被迫辞去大总统职务，决心“实业救国”。他命沈缦云等筹办“中华实业银行”，需要筹集经费，一千万股份有一半要到南洋华侨中招募。沈缦云邀请庄希泉再度赴南洋，三个月内，完成了募集500万股份的任务。中华实业银行很快成立，孙中山任名誉董事长，沈缦云任总行行长，南洋总分行设在新加坡，由吉隆坡矿业家陆秋杰任经理，庄希泉任协理。
1914年到1921年初，庄希泉基本上在南洋群岛开展抵制洋货、推销国货和创办学校等活动。1916年为了实现实业救国，庄希泉在新加坡和陈楚楠等为抵制洋货、推销国货，合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庄希泉任经理。1917年，庄希泉与张永福、陈楚楠、林瑞轩、黄肖岩等发起创办南洋女子中学，探索“教育救国”道路。除小学之外，兼办师范科，推选陈楚楠为总理（董事长），聘请余佩皋为校长；1919年，庄希泉继任总理（董事长）。这不仅使南洋有了一所名校，也给庄希泉的生活带来变化，女校长余佩皋成为他一生的伴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洋女子师范学校遥相呼应，首先带头上街游行示威，使学校名声鹊起。
1920年5月，英属殖民政府推出了一个24款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对华侨学校的华文教育施加种种限制。《条例》规定政府有权可以随时关闭学校；教员须经政府许可，持有准状，然后方能充当，否则，立时驱逐出境；如果政府查出学校有不合政府旨意的，当重责学校之负责人；教科书须由殖民政府编订；从中国来侨居入学的学生也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查批准；并规定了罚款、取缔等各种措施。这是英国殖民政府的釜底抽薪之计，是一个以控制、扼杀华侨教育为手段，以镇压华侨爱国运动为目的的苛刻条例。这一行径，激起了当时英属新马地区三百多所侨校师生和数百万华侨的义愤。庄希泉和余佩皋联合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华侨学务维持处”，发动了一场震动马来亚半岛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者达二十多万人。庄希泉被推举为三位华侨请愿代表之一，到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抗议、申辩；余佩皋则被选为回国请愿代表，准备赴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演讲宣传，要求中国政府提出国际交涉。这是中国“五四运动”后海外发生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爱国运动。
7月24日夜间，殖民当局突然下令拘留庄希泉，将他关进亚朗敏监狱，进行秘密审讯，妄图扑灭这场运动。按英国法律，拘留不能超过两星期，可是，庄希泉却被关押了三个月之久。他决心以法律为武器与殖民当局周旋。庄希泉倾尽钱财，聘请律师，官司一直打到英国伦敦。最后，伦敦的法庭终审裁决：总督拘留逾期违法，庄希泉得到释放。这场诉讼的胜利震动了南洋侨界，海外侨胞都觉得扬眉吐气，当地华侨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欢迎这位“伟丈夫”出狱。庄希泉因此名扬南洋群岛。但是，殖民当局对这个“危险分子”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采取前门放、后门抓的手法，在庄希泉被释放并与余佩皋于11月7日结婚的第二天，再次下令拘捕庄希泉，并在10天之后，不容申辩就宣判“永远驱逐出境”。1921年1月12日，庄希泉被三名侦探强行押上轮船，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庄希泉与先期回国宣传请求声援的余佩皋会合，开始了教育救国活动。他们编写了数十万字的《南洋英属教育之危机》一书，揭露英国殖民者在迫害华侨教育方面的行径。夫妻双双南北奔波，考察上海、苏州与厦门的办学条件，顶住政治暴力、背负社会压力、冲破家庭阻力，创办“厦南女学”。考虑到南洋华侨的便利，他俩最终将校址选在厦门。余佩皋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致海外侨胞书》：“予自回国以来，有劝余在苏州、上海开办学者，予以江苏教育较厦门发达，予欲办学当在教育未发达之区，此予在厦办学之原因。况厦门为福建下游总汇，南洋华侨息息相关，在厦办学，则南洋学生回国求学尤较上海为便矣。”
在爱国侨胞的支持下，1922年5月1日，“厦南女学”在厦门虎头山北麓庄氏祖宅创立并正式开办。余佩皋任校长，庄希泉任董事长。厦南者，厦门、南洋之谓，以此表达对南洋父老兄弟姐妹和新加坡南洋女中的思念。庄希泉、余佩皋在办学过程中，敢于冲破家庭阻力，顶住社会压力，抗议政治暴力。庄希泉的一位老师当时任厦门同文书院院长，他对庄希泉说：“余佩皋要提倡男女平等，你要做运动，这都不妥！”同时，庄、余还要做家庭工作，纠正长辈、同辈对新式教育的偏见，把家族的小弟弟、小妹妹共十多个，悉数接到厦南女中及其附小读书。厦南女学后改为“厦南女子中学”（简称“厦南女中”）并附设小学。厦南女中在艰难困苦中办得很出色，学校以教育与救国相结合为宗旨，提倡自由、科学、反帝、反封建，开展歌舞、戏剧活动，推广普通话。
1925年初，庄希泉和余佩皋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均任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这一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很快波及全国。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迅速掀起反日高潮。厦南女中的师生们带头上街游行，抵制日货；他们慷慨陈词，为受难同胞募捐，爱国革命气氛弥漫鹭岛。庄希泉还联合各界发起组织“外交后援会”，领导厦门罢工、罢课，抵制日货。日本人、国民党右派对此极为恼恨，寻找理由，加紧迫害庄希泉，无理将他拘禁。7月4日，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以庄希泉父亲庄有理曾在台湾经商，有台湾居留证即为日本侨民（当时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下）为由，将庄希泉押送台湾审理。消息传开，厦门80多个团体出面抗议交涉。庄希泉上船离港那天，码头上聚集了数千名前来送别的群众，庄希泉站在甲板上，向人们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他被关押了九个月，日本当局一再威逼利诱，声称只要他承认自己是日本统治的台湾籍人，并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国民党，不再担任福建省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便可获释。这些要求遭到庄希泉的严词拒绝。在多方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当局不得不在1926年4月将其释放。但日本人规定他只能留在台湾或日本居住，不能回中国大陆。他想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到日本东京停留了一段时间，再搭乘途经上海去台北的轮船，当船经停上海码头时，他丢下行李，乘人不备，离开码头，潜回市区。回上海后，他申办中国公民证，并在《新闻报》上发表声明：“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了更明确表达他热爱中国，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意，特地取名“庄一中”，并刻一方图章，以表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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