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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给亿万农民指出一条道
作者：陈春梅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当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这个说法，他说：“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毛主席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大寨适时涌现出来，为毛主席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不但自己留足口粮和储备，每户每年还平均向国家缴售2000多斤粮食，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获得了战胜困难和粮食增产双丰收。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展现在毛主席面前。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决定，在农业战线上树大寨这面红旗，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专程去大寨考察调研。廖鲁言亲自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他们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八次联席会议，看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走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能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对这次调查很满意，并在大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大寨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告诫大寨人：“大寨可是给树起来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廖鲁言回去后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阅示。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并第一次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这个报告中有相当篇幅讲了大寨，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报告叙述了大寨的条件、工作和成绩：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周总理三次到大寨
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大寨，大寨人对周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次是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加一行到大寨参观。遵照事先总理在北京发出的“要吃大寨饭”的指示，大寨人这天中午就准备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饺子和油糕。总理边吃边说：“这个饭很好吃。”饭后，总理走进了大寨洪灾后新修起的窑洞里，一边拿起村民端上的瓜子，一边和大家嘘寒问暖。他感慨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是改天换地啊!”
登上虎头山后，周总理和陈永贵俩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促膝交谈了将近四个小时。陈永贵对周总理非常尊敬，愿意掏心窝子说话。总理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针对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下午，总理要离开大寨了，行前他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这次来访，把大寨精神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三天后，山西省省长卫恒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学大寨的问题，现在已不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次是1967年4月23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这时，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的指示，大寨人都已照办了。此次总理来后看了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周总理照例又吃大寨饭，饭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了回去。
第三次是1973年4月23日，